人等。]说“要用文学造新民”，蔡元培说“教育救国”。梁启超也罢，蔡元培也罢，政治观点不同，但都是认识到国民文化缺失。然而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真正取得了多少进步？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步子很快，但在其他方面，比如文化建设上，可能会是碎步、迂回、渐进，往往是像花旦一样绕舞台兜圈子。那么未来十年内，我希望在这一点步伐加快一些。

记者：近些年很多的知名作家、评论家把传统的写作延伸到网络上，开设微博、博客，您本人的微博为什么不再用了？是否与您关于“自杀移民”的言论在微博上遭遇了曲解有关系？

梁晓声：我已在博客里说得很清楚了，之所以我如此愤怒，是因为这种篡改歪曲了我对未来中国的判断，对此，我对微博充满了警惕。另外，微博若想获得大量转发，140字内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说得有趣，有趣恰恰是危险的。若大家争着如何有趣，微博的氛围就会形成游戏的状态。一些人沉迷于当公共知识分子，为了增加粉丝和引起社会关注，经常弄些没常识、耸人听闻的东西。每天无数次都在想，下一个140字以内的话该说什么，说什么大家喜欢听的，传播什么能让大家传来传去。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可笑的，变成这样他还是知识分子吗？

中国的许多问题是需要严肃地来看待，待真正讨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把一个问题拿出来辩论，都变成了大家更习惯于用有趣的喜感方式去表达，许多微博都有意思，而有意思恰恰是危险的，是陷阱。你有意思，我比你更有意思，都比着怎么有意思，这难免令人忧虑。我希望我写的东西应该是严肃、郑重的、考虑明白、表述清楚、直指要害的，所以我放弃了微博。我的态度是没有必要就不参与，如果参与一定是真诚的表达，而且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表达。

记者：在以往，不少人都以“老愤青”来评价您，而现在为什么您的言论和作品却变得愈发温和？

梁晓声：张艺谋有部电影叫《有话好好说》，很有启发性。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作品充满了鲜明而强烈的愤怒，而现在，那些社会问题[注: 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指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变本加厉，我的文章反而变得温和了，这乍看起来很奇怪。原因在于我逐渐发现，有些是属于社会问题，那些社会问题不是写一两篇文章能解决的。我原先被选为政协委员时，开会的时候其他人都紧张兮兮，怕我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这样即使你说了，别人不敢听也听不进去。说话的艺术在于使听的人愿意听下去，让人觉得有道理从而打心底接受。意见表达并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训导别人，也不是“顶”、“扔板砖”这种充满戾气的情绪表达。我希望官员也看我的书，了解群众的郁闷，这样才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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