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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王朝柱：我的笔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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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4-22 13:10: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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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了，但我争取每一部都写出新意。《长征》中我写一段“捉虱子”的情节，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外国友人前，曾叫大家回过头去，他要脱下裤子捉虱子。他还在一次会前公然提出捉虱子比赛。这是真事，有人说这样写会不会给领袖抹黑？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真实、有血有肉的毛泽东，这就是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历史。《延安颂》创造了很多第一：毛泽东为什么和贺子珍离婚？又怎样和江青走到一起？周恩来的胳膊是怎么断的？许世友为何给毛泽东下跪？张国焘是怎么叛变的？这些都是荧屏上从未正面表现过的内容，因而使这部剧具有了“解密”意味。《周恩来在重庆》所写的也是以往影视作品的空白。其他时间周恩来都和毛泽东在一起，上面有毛泽东罩着他，不可能像在重庆那样，能够挥洒自如地来展现他的处事、为官，还有为人友、为人夫、为人子等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注: 语出:孙中山 《民权主义》第五讲：“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这样的刻画才能吸引观众、打动观众，进而净化他们的心灵世界。
记者：从《长征》、《延安颂》到《周恩来在重庆》等，您一直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是您的创作初衷和原动力吗？
王朝柱：如今不少人盲目追求所谓时尚，实际上是人生缺少精神导航，也就是缺少当代延安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是什么？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是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勇于创新的精神，这也是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最精粹的精神。这种精神会过时吗？永远不会！它对我们今天进入攻坚阶段深水区的改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写《周恩来在重庆》，是要用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品格给当代共产党的党员、干部提供精神食粮和参照，让他的高尚人格像一盏明灯在那儿指引我们该怎么走、往哪里走。在这一点上，我把历史与现实的空间打通了，这是我写这些戏最鲜明的一个特点。
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我看到观众通过我的作品走近伟人、了解伟人，并从中受到教育后，我就会很满足，对自己的心灵也是一个升华过程。我写周恩来，他为官的一面我是学不到了，但我可以学他的为人，如果一个人可以像他那样活一辈子，这个人就很伟大。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辛努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毫无疑问，在延安精神、长征精神鼓舞下，13亿人的智慧和干劲可以汇聚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大家共同享有人生出彩和美梦成真的机会。
“人性绝不单纯是男欢女爱，不是美化敌人的遮羞布，更不是触犯中华民族道德底线的借口。”
记者：在您创作《解放》的过程中，有人认为其中的历史人物没有人性高度，对人性开掘也缺少深度。对于这样的批评指责您有什么话要说？
王朝柱：第一，是否具有所谓人性高度和深度，不是衡量艺术作品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三国演义》没写诸葛亮和一位丑夫人生活在一起的所谓“人性”痛苦，也没有写张飞等人“拉郎配”式的错位恋爱，这部古典名著所写的历史人物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人性开掘。然而这部书写出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大势，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智慧和英雄气概，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了传世名著。以揭示人性深度而获成功的大文豪托尔斯泰，他十分清楚《复活》、《战争与和平》是不同性质的题材，于是以不同艺术视角和创作手法来进行写作。结果，写出人物性格深度的《复活》大获成功，具有史诗风格的《战争与和平》也同样成为名著。这说明同一作家对不同题材的处理也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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