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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古代书院：院长和师生共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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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6-08 12:57: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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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捐俸捐廉，并且劝捐，为书院筹集资金。例如光绪五年金台书院大修时，顺天府尹周家楣广泛发动，大小官员纷纷捐献，竟然筹措到14631两银子。位于通州的潞河书院多次修缮，都是当地官员自捐清俸，再约诸君各捐清俸，鸠集工匠，悉加修葺。又如道光十三年（1833）十二月至十四年二月，密云县令李宣范发动当地绅士捐廉几千两白银，对白檀书院进行了重建。
清末政局对书院改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使书院改制的过程一波三折。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而在光绪帝正式宣布变法前，北京已经是变法的大潮在涌动。五月二十二日，光绪帝发布上谕，要求各地两个月内把书院全部改制为学堂，金台书院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改制为学堂的，虽然没有在皇帝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改制，但和其他地区相比较，还是在变法期间比较早地完成了改制。然而，由于光绪帝的政令不出北京城，故而北京郊区的书院并没有进行改制，其余的书院都是在清政府“新政”后进行改制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牢牢控制了朝政，推行“新政”，又下令书院改制，光绪二十九年，朝廷废除科举，官员们看到中央政府改制的决心，北京的书院改制才迅速推开。
北京古代书院对人才的培育有自己的独特性
由于理学盛行，北京书院主要讲授已经理学化的儒家经典。明朝中后期北京书院的大发展主要是王学传播的结果。清朝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北京书院无疑承担了“首善之区”的教化重任，加上书院教育的科举化，北京书院讲学内容主要固定在“四书”“五经”及其注疏上，外加二十四史。相对于其他书院，北京书院在传播理学和保存文化典籍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北京书院有着自己的特征：一是由于北京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所以明清的北京书院兴衰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更大，无论是明朝的首善书院兴衰，还是清末书院改制过程，无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强大制约，无不受到党争和政争的强大影响，这一点比任何地方政治因素对书院的制约作用都要大得多。二是书院经费来源中，官府拨付和官员捐献的比例较大，上至皇帝、直隶总督，下到各县的知县、教谕，都对北京书院大发展从经费上予以支持，显示出官方力量在书院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三是北京的书院院长、教师和生徒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清朝时期的北京汇集了全国有名的学者，使得官员在选拔院长时，标准更高，视野更宽，而且会试和殿试都在北京举行，那些遥居外地的落榜举人，往往选择在北京的书院、主要是金台书院复读，以备再考，可以说北京书院是全国招生，因此北京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影响波及全国。
北京的书院对人才的养育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元明时期的北京书院和科举联系不甚密切，士大夫创办书院是为了传播文化，并非为了输送举人、进士。太极书院以著名理学家赵复为主讲，选拔俊秀有才识者为学生，当时在书院听他讲课的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理学大家，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等人都对赵复执弟子礼。太极师生缝合了辽金时期北方的儒学断层，有力地推动了理学在北方的传播。清朝时期，北京的书院成为士子科举的主要场所，生徒数量创历史新高，特别是金台书院，京外各省士子在这里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在历届会试中，该院生徒均有数十人中进士，众多士子由这里荣登龙门，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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