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舟人表示，世界各地学中文的人虽多，但中文教学主要强调会话，大多数人的中国知识水平还有限，尤其对文言文掌握不够。学习中国文化必须具备良好的古文基础，翻译中文典籍更是如此。

　　作为传播主体的汉学家，仅有优越的客观条件还远远不够，顾彬用他自己的经验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不是在青年时代偶然读到庞德翻译的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他也许不会迷恋上中国文学，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汉学家顾彬。“40年来，我把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在近著序言中，顾彬写道。这句话并非煽情：心中没有持久的爱，谁会四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研究中国文学这一德国大学的冷门学问？

　　施舟人认为，西方人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源于对中华文明的兴趣，是人文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同时，中国文化的传播也是世界文明的需要：“文化也如同生命物种，只有保存不同的文化基因，只有多重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才更有生命力，才能永远充满活力。”

　　一位中国专家表示，中国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传播的手段，它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文化自身所能达到的高度，取决于我们文化对于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否则，我们的文化传播，就可能在“传播什么”上迷失。

　　(本组系列报道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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