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汉语流行语汇的诞生、衍生与翻新的速度明显加快。比如以“娱乐”作为词根流行过的语汇，这些年除了“娱乐至死”(多不吉利)，还有“娱乐圈”、“娱乐场所”、“娱乐精神”、“娱乐经济”、“娱乐设施”、“娱乐功能”等等，统统都是市场经济以前较少使用的。 “娱乐”作为一个鲜明的说法、一种广义上的“次文化(大众文化)”领域区分，从物质到精神，同时跃入内地的生活，大约也就是近二十年的事。这中间，还经历了文化人和公众对“娱乐”的多重误会。

　　娱乐经济：新时代的投机模式

　　十年前，因小说和发言均具有娱乐功能而赢得时尚界和媒体瞩目的作家王朔，炮轰同样以小说娱乐性而走红华语圈的金庸，以及同样以娱乐大众为己任的名导演、名演员多人，这一幕今天忆起仿佛还历历在目。名流与名流间的嘴仗，从来都是个性、才智、意气甚至事功这几方面因素相掺杂，但究其终了——除了繁荣了N家报纸、杂志，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似乎也就是言辞撕咬的那一层娱乐效应。这情形在更早的时代肯定是难以想象的，可在近十多年间却愈演愈烈，以致后来的名流或时尚新贵连在博客上写个心情日志，偶尔指名道姓地议论一下人物，都有意无意成了做秀和兑换人气的另一种经营。

　　首次在汉语中传播了“娱乐经济”理念的是2001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娱乐经济》一书，作者沃尔夫据说是“美国娱乐界最有影响、最权威的波兹·阿伦·汉密尔顿传媒娱乐公司的创建者和高级合伙人”。该书指出：“消费者不管买什么，都在其中寻求娱乐的成分”，生产和经营者应该向购买者提供“能享受到乐趣的消费”。《娱乐经济》把“娱乐化”与当今人类文化和社会正发生的变化联系起来，为当时急于寻求新的“寻金增长点”的商界精英和热衷于以最省力方式“把握”潮流大势的媒体精英们所提供的“震撼”，并不亚于十多年前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不过，随着网络介入生活和传媒，趋利心的传染和普及变得更为迅捷，以“超女”、国产大片、热播剧、“百家讲坛”、“零点风云”等为代表的娱乐型文化现象的涌现，声势过于浩大，“娱乐经济”的理念很快沦为了日常，它不再拥有先知先觉的理念光环，反而成了新时代投机思维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给新兴的媒体批评家们提供了炫耀深刻的舞台。

　　媒评家们的活跃，有其充足的理由——“娱乐”因子的扩散之快，不仅渗透到了经济领域，连非经济领域(诸如人文、教育)也难以幸免。因为贪玩本是人的天性之一，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所有的人类文化传递给我们的信息，都是鼓励大家自我克制，乃至抑制。那时的学生每在课本上读到爱因斯坦拉小提琴(其实李四光也这么玩)，或丘吉尔画油画、与佣人吵架的故事，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人性的赞叹。十几年的时间里，课堂上人性的赞叹多了，有时甚至会把那些压抑人性的有关知识和规律的信息排斥到屋外。游戏机、电玩、独生子女心理成熟的延缓……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因素，进一步肥沃着娱乐精神的土壤。这当然会使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担忧。

　　“娱乐”把人们的精神带往生，还是带往死？

　　娱乐思维对各个领域的侵蚀，所催生出的著名批判学说之一，就是美国尼尔·波兹曼的专著《娱乐至死》。这本针对电视高度影响大众思维而写成的忧思之书，被引入到中国时已是互联网在时尚生活中取得全面胜利的2004年。作者做梦都没想到，他那一脸“杜甫式表情”的汉译书名，后来会变成中国内地一些青年和媒体工作者，用来自我调侃和宣泄压力的“切口”。更巧的是，就在这一年，电视、网络、传统媒体、手机短信平台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为国人推出了一个后来牵动全民关注的娱乐项目——“超级女声”。

　　《娱乐至死》的主题是担心“娱乐化”思维会改写掉人类文明深思熟虑的品性。尼尔·波兹曼讨论了电视与娱乐化思维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并提出某种警告：在普遍的“娱乐经济”的背景下，在所有信息传递已日渐沦为一种舒适的、即时的消费，并诱人背弃人类千百年一直遵循的思考传统时，我们所爱的东西，会把我们引向蒙昧、无知的新时代版本……他引用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人们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渐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由于享乐而失去了自由……”他在论述中通过大量事例归纳、罗列了今天世界(主要还是取材于美国)正在发生的令人触目惊心、而又无力解决的变化——资讯垃圾化；宗教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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