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

　　——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

　　刘泽华先生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所质疑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尤其是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问题。我想就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刘泽华先生及一切关心国学发展的人们。

　　一

　　刘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王权主义,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刘文中所讲的“阴阳组合结构”。按照刘先生的讲法,中国政治思维包括了阴阳两个方面,其中阳是君本,是王权,是专制,这是主要的,不能变的;阴是民本,是“从道不从君”,是“天人合一”,这是次要的,是服从于君本的。举例来说,孟子讲“民为贵”、“君为轻”,主张对暴君可以诛之、杀之,可刘先生讲,现实中还是君为本,孔孟并不否定君主的统治地位,一句话便把民本否定了,把民本讲成了君本。又如,儒家讲“从道不从君”,郭店竹简中有“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可刘先生讲,历史上还有“王体道”、“王就是道”的命题(不知刘先生说的是谁的命题,但决不是孔孟的观点),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一句话又将儒家对王权的批判、反抗否定掉了,把对专制的批判讲成了圣王崇拜。刘泽华先生就是这样将历史的现实层面与文化的价值、理想层面混同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将后者化约到前者,甚至用来源不同的材料互相说明、论证。

　　读到这里可以明白,原来刘先生之所以反对提倡国学,是因为他自己有一套国学,刘先生的国学便是王权主义,其方法是阴阳组合论,现在刘先生的国学观与社会上的提倡在宗旨上产生了矛盾,在方法上出现了分歧,于是他感到不满,要提出种种质疑了。按照刘先生的国学观,国学研究就是反封建,反专制,就是从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去发现王权的根源,也就是要通过“阴”的文化现象去发现“阳”的文化本质。翻开刘先生的著作,不难发现大量这样的论述,像传统人文主义是一种王权主义,先秦人性论是专制人性论,孔孟提倡的独立人格实际是一种奴性人格,百家争鸣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等等。而当前国学热的一个特点是着力突显、提倡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与刘先生的为学宗旨不仅不相符,而且“背道而驰”,这自然是刘先生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要质疑,为什么“谈到中华文化就集中说精华,而且说得那么美”?对于一些学者试图吸收外来文化,发展传统文化,刘先生则视之为“倒贴金”,认为是犯了历史学的大忌,“试问,‘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还是‘传统学术’的国学吗?”刘先生还有一个说法,认为文化是有阶段之分,有“先”“后”之别的,传统文化相对于现代社会是一种落后的文化,今天的中国是在落后赶先进,一味地弘扬传统文化,讲我们的“先进性”,是“强行超历史阶段”。所以在刘先生的眼里,当前的国学热无疑就等于一场“文化大跃进”。

　　二

　　刘先生的质疑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尽管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些可能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今天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研究国学?国学的使命是什么?国学研究能否从正面去积极弘扬传统文化?

　　刘泽华先生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国学,认为文化是有阶段性、时代性的,“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而国学、儒学的内容“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是阻力”。对于刘先生的这个观点,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们喜欢把思想、文化与一定历史的社会存在看做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认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总是服务于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同时,又持一种简单的“进步”观念,认为“今”总是胜于“昔”,今天的文化总是领先于古代的文化。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于传统主要是着眼于批判,是深挖古人思想的阶级属性,即使有继承,也是要把批判放在第一位。刘泽华先生的以上观点显然是以往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只不过他将“阶级分析”改为了王权批判。

　　注重文化的阶段性、时代性,固然不错,但不能因此忽略了文化还有更重要的特点--连续性与超越性。德国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揭示这样一个现象,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时间里,中国、印度、希腊、两河流域等地区几乎同时达到古代文明的一次高峰,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这即是所谓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文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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