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强调对于传统文化要用“二分法”,“每个民族的精神都有积极面,同时也有消极面”,这当然不错。但问题是他的阴阳组合论恰恰是“一分法”,而不是“二分法”,是“只见王权,不见其他”,是把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归于王权并予以否定,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二分法”。所谓“二分法”是说任何事物包括文化传统都有积极、消极两个方面,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做整体把握,同时由于研究者的观察视角与所处时代的不同,在二分的基础上,既可以侧重于对传统消极方面的批判——但不是刘先生的那种批判,也可以着力于对传统优秀部分的弘扬,也就是说“二分法”是不排除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的。

　　从历史上看,国学的提倡总是与一个时代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清末民初章太炎等人提倡国学是为了“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运动,则主要是倡导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故“整理国故”盛行一时;我们今天的时代需要是什么呢?我认为这就是十七大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当前国学的使命就是创造出与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民主、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文化,这当然需要通过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同时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并加以融合、创造之来实现。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客观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对传统负面内容的批判。我们只有首先了解了哪些是传统的积极面,哪些是消极面,然后才能去做正面的弘扬。同样,我们提倡、弘扬正面的价值观,也就是对传统消极内容的批判和否定。例如,我们提倡仁爱、和谐的价值观,就是对传统的“窝里斗”、“酱缸”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我们提倡民主、人权的政治理念,就是对专制政治漠视人的生命,践踏人的尊严的抗议和控诉。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创造转化中“从历史中走出来”,并发展为当代的新文化。刘先生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旨和核心价值不可能来自于国学、来自传统文化”,又说古人讲的和谐是差别、等级下的和谐,与今天的社会是不相容的,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刘先生讲没有一成不变的民族文化精神,是对的。但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对古人的思想有继承同时有发展,“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使民族文化精神得以延续、发展,否则,哪还有民族文化精神呢?刘先生何必要画地为牢!

　　当然,学术研究是包含了“是什么”和“应该怎样”的不同层面,在历史事实的问题上,自然要讲求客观,不可对古人的思想一味拔高,更不可“倒贴金”。但研究“是什么”又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应该怎样”,即便我们在“是什么”的层面认识到古人的和谐包含了差别、等级的历史局限,也不妨碍在“应该怎样”的层面去发展出时代需要的和谐观,不妨碍我们去继承、发展古代的和谐思想。况且当今社会仍然存在职务的高低、身份的差别、财富的多寡,人与人之间并非完全平等,我们今天提倡的依然是差别下的和谐,儒家的和谐观仍有其现实意义。刘先生非要将“古”“今”对立起来,恐怕不是研究国学的正确方法。

　　三

　　根据刘泽华先生的看法,古代王权的影响无所不在,“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它渗透到社会的肌体,毒害了人们的思想,颠倒了是非观念,古代各种思想,“其归宿基本都是王权主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传统文化确实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应该成为批判的对象,今天的国学热也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已有学者指出,刘先生对古代王权做了无限的夸大,将历史中的部分现象、事实当做了历史的整体甚至全部,又将复杂的文化现象都还原到王权上来,想用王权主义对其一一进行解释和说明,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是简单化的,其结论也是有偏颇的。且不说古代王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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