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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逐步形成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是在秦汉以后才出现,即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王权而言,其对社会的控制也是有限的,政府委派的官吏一般只到县一级,且人数有限,往往只有两三人,王权以下是地方自治传统,“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有哉”乃是社会的常态。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实际是无为的”,实行的是长老统治。美国著名学者狄百瑞甚至认为,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些都说明,古代王权的力量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重塑社会,可以掌控全部思想活动及其成果的地步。所以,古代虽然有王权,但历史上依然可以有唐诗宋词,有四大名著,有玄学、理学,有一批批思想家的涌现,可以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这与“文革”中文化凋零,肃杀一片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王权尽管有种种弊端,难道就没有积极的一面?王权在抵御入侵、兴修水利、民族融合上是否也起到过进步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一般都有提倡教育、重视文化、宗教宽容的传统,一定程度上也为思想的自由创造提供了可能,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不逊色于其他民族,甚至居于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先生反复强调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但在王权的问题上,缺乏的就是历史的态度。
刘泽华先生在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王权问题上的偏差,可能并不完全是学术的原因。如有学者指出的,刘先生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那个史无前例时代的封建专制主义大泛滥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做了独立思考,认为“文革”中的专制主义不仅仅是当时的创造,也是历史上封建主义的延续和复活。所以他特别关注历史上的王权问题,希望通过批判传统文化间接地批判社会现实中的专制主义“遗毒”。他的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一些看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由于他过多地把道德义愤带到学术研究中,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象古代的王权,结果把古代社会说得一片漆黑,将传统文化彻底妖魔化。尽管刘先生的主观愿望是为了批判专制,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样来研究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不仅不能客观了解古代社会,也达不到他所期望的政治效果,还可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更遑论从历史中走出来了。
刘泽华先生对国学的质疑,反映了当前学术界的另一种国学观,其间的是非曲折值得认真思考、总结。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立场、观点看待国学,是关涉到国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毋庸讳言,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也有自身的局限与不足,民主传统缺乏、权利意识淡薄使我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提倡,人们在讲“同情理解”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对传统文化负面内容的检讨与反省,从这一点讲,提倡批判精神仍有其积极意义。但我们提倡批判,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所以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相辅相成,并不矛盾的。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文化传统,如“大一统”的政治思维方式,追求统一的民族心理,多民族共同相处之道等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国情的一部分,对于这些内容就不能简单地贴上王权的标签了事,而应深入分析其形成的心理机制、社会原因并加以调适、转化、引导,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
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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