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专门有“版权服务站”；书展上也签下了多笔版权订单。据报道,书展期间,中国内地出版参展团共签署版权输出3553项,其中合同2417项、意向1136项。又及,11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专家评审会,对112家出版社提交的 311个项目进行初评。该工程包括“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和“中国文学名著系列”两大系列。

　　就在这个时候,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了。

　　这些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在前后关联。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杨老先生这样的人物。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中译英领域里,就好比中国两弹一星事业里的钱学森。杨戴二老,或许抵得上311个送评项目两大系列工程。

　　严格说来,文化推广并不能按照工程思维按部就班招标投标这么办。不然,只会产生豆腐渣文化工程。在“版权交易”的诸多新闻中,有些人对版权输出交易的“ 丰收”沾沾自喜。可这些交易卖的不是打着Made　in　China标志,交给货运公司就可以完事的有形产品。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这些文化产品走出去所需的人肉桥梁——翻译。

　　如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在《人民日报》撰文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翻译,谈中国文化走出去,谈提高软实力就是句空话。”根据黄先生的说法,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人才的匮乏将导致文化上的“逆差”。

　　通常情况下,从A语言到B语言的翻译,通常是由以B语言为母语的人士来做,比如英文作品翻译为中文,则由中国人翻译的情况居多,翻译成英文,则由以英文为母语的人士来翻译居多。但是黄先生感慨,找不到合适的外国人来担当此任务,汉学家则产量有限,那么很多中译英的任务,最终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去译。

　　“自己去译”这种做法,如果有合适人选,那自然无可厚非。但是我相信宁缺毋滥。宁可别翻出去丢人,也不要凑合着给瞎翻出去。汉学家葛汉文曾说过一段故事,说有一个留美的中国博士生翻译了贾平凹的《废都》,可惜那留学生水平太差,翻译出来的东西“是一堆文字垃圾。(葛汉文语)”,故而《废都》翻译成英文后,再次被废了一次。

　　那么,在杨宪益和戴乃迭这样珠联璧合的翻译大才之后,谁能担当文化输出大任呢?在对外文化输出中,人们看重的是人,而不是一个出版社,一个项目,一个国家的宏大工程。因为落到最后,我们的计量单位是一本本的书,一段一段的文字,这是译匠们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

　　但是译介的重磅人物可遇不可求。如今国外的人了解中国,就我所知,人们还是看林语堂、钱钟书等真正跨文化大家的作品,和杨宪益、许渊冲等大师的译作。不久前,我看到一位嫁到中国的洋媳妇博客,她介绍说,她回到美国之后,如饥似渴地寻找所有赛珍珠的小说。这个小小的细节,或许是一个警告: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嫁给了中国人,居然还要看20世纪早期的作品来了解中国呢?今日中国,难道就没人能很好地介绍当今的中国了吗?这个细节,说明在了解中国的时候,这位洋媳妇找不到比赛珍珠更好的文化桥梁。　

　　在大师逐个去世后,谁可以担负起他们曾经有过的角色呢?还是我们面前只剩下断桥残雪?或许这些人物在成长之中,那就等他们慢慢长好了。或许他们不过早抛头露面也是好事,省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过度催熟,最终“泯然众人矣”。或许,大师时代过去了,中国需要的,是给作为一个行业的翻译,提供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这可能比搞一些国家文化工程重要得多。

　　作者：南桥(系旅美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