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人先生

　　《静静的顿河》的译者，是翻译家金人先生，一个人们知之甚少的翻译家。在所有的俄罗斯长篇小说中，最让我觉得平易亲切的，就是《静静的顿河》。二十多年前，我初读这部巨著，就被它紧紧地吸引住了。肖洛霍夫对顿河草原的诗意描写，对人物不幸的命运的完美叙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种心醉魂迷的体验，至今想起，仍然令人激动和快乐。尤其是译者的文笔，自然而优美，既有外语的绵密和气势，又有汉语的凝练和韵致。厚厚的四卷本小说，仿佛不是从别的语言翻译过来的，而是直接用典雅的汉语写出来的。

　　让我意外的是，再次与金人先生相遇，竟然是在鲁迅先生的著作里。那时，我正像朝圣一样，一行一行细读《鲁迅全集》，读到第13卷的时候，忽然看到了“金人”二字。在1935年，从1月29日开始，到8月24日，鲁迅在给萧军和萧红的信中，曾13次提到金人的名字。

　　在1935年1月29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第一次提到了作为“您的朋友”的金人。金人想翻译屠格涅夫的《前夜》，大概是想通过二萧，得到鲁迅的指导和帮助，鲁迅告诉二萧:“您的朋友要译，我想不如鼓励他译，一面却要老实告诉他能否出版很难预定，不可用‘空城计’。因为一个人遇了几回空城计后，就会灰心，或者从此怀疑朋友的。”后来，鲁迅对金人有过切实的帮助，曾把他翻译的左琴科的短篇小说《滑稽故事》，推荐给了《新小说》月刊，并在当年的7月刊载了出来(事见1935年3月1日鲁迅致二萧信)。

　　在1935年3月13日致二萧的信中，鲁迅除了继续推荐金人的译作，还评价了他的“文笔”:“金人的译文看过了，文笔很不差，一篇给了良友，一篇想交给《译文》”。在六天后，在单独写给萧军的信中，鲁迅又评价金人的《滑稽故事》的译稿“是很流畅的”。1935年3月25日，鲁迅又在给萧军的信中评价金人的译文“译笔是好的”。

　　此后，鲁迅还帮过金人不少忙，但都是通过萧军这个中介，似乎从来不曾直接与金人有过联系。我们据此可以推测金人的性格:他似乎是一个不很善于与人交往的人，即使对自己敬仰的鲁迅先生，他也不曾产生直接接触或者联系的冲动。

　　根据《鲁迅全集》第13卷第71页的寥寥数语的介绍，我知道，金人生于1910年，河北南宫人，卒于1971年，活了仅仅61岁。

　　关于金人先生，许多年前，我能得到的信息，就是这些了。

　　1999年，我博士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人文社是金人先生离开人世前的单位，对他的生死来去，这里的老编辑应该是了解的，然而，我向好几个年高德劭的前辈打听，都说不知道金人的情况，有的甚至不知道社里曾经有过这个人。

　　那么，金人先生到底因何而死？死于何地？葬于何处？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常会想到这些问题，很想找到答案，虽然我知道，于死者，于他人，这答案并无太大的意义，但对我来讲，却成了一个难以释怀的牵念，有一种了却心愿的意思。

　　天下的事情，常有不期然而至者。有一天，读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忽然看到了金人先生的名字。我屏住呼吸，紧张地读完了那段并不长的文字。

　　金人先生原来死在干校！而且死得无声无息，仿佛一片落叶飘向大地。韦君宜《思痛录》第十四章写了十个在干校劳改的死者。这一章的标题是《抹不去的记忆——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向阳湖”位于湖北咸宁，是“文革”期间的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干校”，是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的“坏分子”劳改的地方，冰心、韦君宜、阎纲、周明、汪莹等作家和编辑家，都曾在这里参加“劳动锻炼”，干又苦又脏的活。在晚年的韦君宜的回忆中，关于金人先生的获罪和死亡，韦君宜的叙述，总共不到300字:“第七个是金人，这一位翻译家，本来并无什么罪状，在社里又和大部分群众水米无交。他之所以作为‘反革命’被揪出来，是由于造反派普查人们的历史，查出了他当年原是共产党员，还是沈阳市的负责人。苏联部队和国民党部队进沈阳时，把他找出来，不知叫他办了个什么手续，这下子把党籍弄掉了。他自己对此从不隐讳，本无可斗，但还是循例斗了，戴上帽子，赶到向阳湖。他年龄既老，身体又坏，造反派手中没材料，本来就对他没多大兴趣，于是让他跟一群老弱病残去丹江。丹江是我们干校丧失劳动力的人的收容处，免了这群老弱病残的生产任务，却让他们自己种菜、拉煤、做饭。中年人都不去。谁知道他们怎么干的？反正金人就死在那里了。”(《思痛录·路莎的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