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科选拔：空前绝后的精英教育

　　我考入当时收分最高的清华附中后，还来不及得意和喘息，便马上面临着更激烈的挑战：预科选拔。现在回想起来，清华附中预科的创办即使到现在，在北京也是空前绝后的。它使清华围绕大学办附中的宗旨制度化，是清华附中提倡个人竞争的直接体现。

　　从1964年开始在高一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建立两个预科班。预科的教材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这进一步使它在教材和学制上独立于其它中学。教物理的张老师是第一个用双语教学的。

　　当时，清华附中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的，学号名列前茅的学生具有无可争议的心理优势。比如我1964年考入高中是9号，对排在第一的田维煦就只有佩服。据当时的韩家鳌副校长介绍，选拔的标准是德智体全面素质并注重学生的发展潜力。但考试成绩无疑是最硬的指标。

　　1965年整个暑假我都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当我在大厅看到自己终于入选时，激动不已。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只是选择什么重点科系的问题了。清华附中预科实际上就是清华大学预科。我选入预科是33号，排名靠后。预科的选拔是竞争教育空前绝后的经典，更坚定了我个人奋斗的信条。

　　除教材不同外，预科的一大特点是减负担、提高质量。我的班主任周鸿钧回忆当时的方针叫“少精高长”：即课时少、作业精、质量高、假期长。另一特点就是重视动手能力。“物理化学，我们单独开实验课。别人一学期只做二次实验，我们就做20次。按大学的要求打基础，两个人一个小组做实验。”(冯玉中回忆)

　　但青春的动力使我依然觉得太漫长，我和几个密友决定跳级提前参加高考，并在周围的非议中出了一种既有解题又有辩论的手写小报。那时的圆明园遗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压给我们一种近乎悲壮的使命感。

　　海外学者有一种说法是预科的选拔决定于学生家庭出身。笔者求证于主管教学的吴裕良副校长，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在我学号之前的好几位同学，比如1号田维煦(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没有选入预科。

　　冯玉中主任透露了一个潜规则，就是“选拔预科有一条，不能进清华大学保密专业的肯定不要。因为大学保密专业有政审啊，比如无线专业、高能物理专业。虽没说要求出身，但要审查。比如有海外关系的，家里是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的，有‘杀、关、管’的，那肯定不要。咱们的硬标准就是这个。因为1966年，那预科就是直接要升清华大学的。”

　　两园环拱的清华附中在生源上也别具特色。作为子弟学校的延续，清华教授讲师后代中的佼佼者首选清华附中。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北大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它的学生大都来源具有知识背景的家庭。良好家境和西式教育使他们成为学校的主流。

　　所以，在预科聚集的是一批成绩好、能力强、出身按当时标准又不太差的精英，他们大部分都是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和有知识背景的干部子弟。它的目标简单明确：百分之百的上清华大学和其他重点大学。但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检验，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清华附中预科的这场空前绝后的试验也在历史的烟云中被遗忘了。

　　-体育崇拜：全面发展的竞争精神

　　清华附中留给我们的另一份遗产是它的体育精神。在这里死钻学习的书呆子受到蔑视，而体育夺冠受到崇拜。当时学校有条雷打不动的死规定：“下午4点，把学生赶出教室。”操场上各个运动队按部就班地训练，最体弱的眼镜们也要完成距离从北京到河内的“抗美援越”冬季长跑。当时就提出了“体育以田径为纲，田径以速度为纲”的口号。

　　每天上午的课间操，教室里空无一人。上千的学生整齐地排列在大操场上，圆明园稻田和清华园草坪的气息伴着高音喇叭扑面而来。全体校领导都在二楼大平台上和大家一起做操，带操的是大嗓门的李春生。万校长简短训示后，不到30岁的团委书记顾涵芬浅色短袖白色发带，一口上海普通话讲得飞快。

　　每年春秋的运动会就是盛大节日。作为主席台的教学楼大平台有20米宽，面对400米正规跑道的大操场，运动会时红旗招展欢声雷动，颇有点小天安门的气派。

　　我有一次在三项全能百米赛冲刺时，为躲跑道上照相的同学摔了出去，校长马上跑下来探问，同时扩音器里提醒不要在跑道上照相。但我那张背心前印着“清华附中”字样的撞线镜头成了绝无仅有的珍品，在四十多年后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时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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