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学习优异者往往也是体育尖子，比如中跑冠军关天池、铅球冠军郑光召、短跑冠军刘宪英。在运动会上夺冠的选手在这里享受英雄般的崇拜。高三预科的陈小悦是清华子弟中的哈佛子弟，1.85米的个头修长的双腿，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连续两次夺得跳高冠军。卓尔不群的学习能力和出类拔萃的体育成绩使偶像产生。在走廊上，低年级学生让开距离追随其后，在操场上女生们远远地欣赏他做准备活动和练习过杆。

　　那时男生的梦中情人也不是“同桌的你 ”，而是挺着小胸脯撞线的女生。对体育的鼓励不仅是精神的，也有物质的。那时参加运动队的学生每天早晨可以领到一瓷瓶酸奶，备战运动会时加一个肉菜。这在刚摆脱饥荒的匮乏年代简直是意外美味。后来“文革”的大字报称他们为“酸牛奶里泡出的修正主义苗子”。

　　海淀区和北京市的运动会则是校际竞争的战场。那时在海淀区的主要对手是隔圆明园相望的101中。这是一所建于延安时期的干部子弟学校，他们在跑道尽头喊哑了嗓子，流着泪为本校的选手加油，而清华附中则为优雅的过杆欢呼。比起101中热衷拼搏，清华附中更追求完美。101中的偶像是金色短发的美裔干部子弟卡玛丽达，绝对的女子铅球冠军。而清华附中的偶像是双腿修长的跳高冠军陈小悦和身材匀称的女排队长刘刚。

　　清华附中黄金岁月的另一个标志是1965年自编自演的大型歌舞《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在整个海淀区乃至北京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称“小《东方红》”，被当作清华附中对外形象的样板。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词作曲的王玉田老师。在26年后的1992年，在西单剧场重演时，王玉田因激动过度死在鲜花丛中。他和体育老师赵晓东、美术老师吴承露造就了清华附中音体美独领北京中学风骚的华彩篇章。

　　-圆明园：左右为难的阶级路线

　　而一步之隔的圆明园给每一个清华附中人的印记都是终身难去的。凌乱的圆明园遗迹在夕阳中把历史浓缩成一片沉重的墓碑。那是学校进行阶级教育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学生进行早读和秘密串联的据点。

　　在附中受到清华大学美式自由竞争风气的熏陶的同时，日益强化的阶级斗争氛围也在影响着它。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1964年开始，为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领导给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接着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

　　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射击队在圆明园苍凉的田埂上立起了练习靶，使他们亲身体会到父辈掌握“枪杆子”的感觉。在这些以出身为选择标准的队组中，正如毛主席教导毛远新的：“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以解放后的干部子弟和解放前的富贵后代为核心，形成了两个心存芥蒂的圈子。我和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办了一份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忠钰、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

　　如果说清华园的竞争教育使学生中的高知子弟和干部子弟开始分化，那么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却人为地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加深了两个圈子的对立。

　　196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校园“熊娄”事件，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一时两派的大字报针锋相对。万邦儒校长把娄某(平民子弟)由于打饭争吵对熊某(高干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高631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阻击干部子弟的战场，连外班的同学都挤来“观战”。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差一票也不行。

　　清华附中校领导为摆脱出身的阴影，把圆明园民族屈辱的废墟变成阶级仇恨的课堂。在这里的忆苦思甜、插秧种稻、反思原罪、入团宣誓，都具有了一种图腾膜拜的仪式感，这是其他中学所不可能有的。

　　校领导在对高知子弟的偏爱和对干部子弟的娇惯中左右摇摆，不仅使两派各有所恃而且矛盾加深。实际上后来的两派对抗并不总是以观点区分左右的，1964年反对学校领导“阶级路线”的一派，在1966年红卫兵反对校领导时却成了坚定的“保皇派”。

　　清华园美国式的竞争精神和圆明园义和团式的民族沧桑，从相反的两极滋养了清华附中。但也是难以区分的，我们到清华园看“反右”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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