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喜欢说王先生是玩出来的学问，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王先生的“玩”呢？与崇尚准确表述、严谨求证的西方文化不同，写意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讲，就是“玩”出来的。

　　●过去的通才多，现在专才多，学科分立、社会分工是直接原因。但既然人们已有这种问题意识，就意味着改变的希望。最本质的一个问题还是，无论你是专家还是通才，你是否能通过脚下的这条路成就一个完整的自我？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 森

　　●嘉 宾：陈鹏举(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副会长)

　　柳森：日前，著名学者、收藏家、文物鉴赏家、素有“京城第一玩家”之称的王世襄先生驾鹤西去。无人否认，这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文化老人的陨落。您曾与众多文博大家有过接触，对王世襄先生是怎样一个印象？

　　陈鹏举：我与王世襄先生曾在北京有过匆匆一面。那天，除了王世襄，光临的贵宾记得还有朱家溍、杨宪益、吴小如、吴祖光、黄宗江、范用、姜德明、魏明伦等。然而，虽只是这匆匆一面，王先生那种儒雅的神采已叫我感念至今。

　　那天在场的都是大人物，但在群贤间，你还是能感觉到他的“大”。他坐在那里的样子、他的眼神、语态，透着一种淡淡的谦和。望着，他既亲切得就像自家隔壁的一位大伯，说着一些再朴实不过的家常，让你感到一种可以依赖的温暖，又能让你觉出一种为他所独有的温润、大气，一种敬重感从你心中油然而生。这多少与他长年与历史对话、与遥远时空中的器物对话有关。

　　后来，王先生还给我们版面写过“养鸽经”。在我不少关于收藏和明清家具的评论中，他都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指标”。尽管他涉猎广泛，但我认为，他留给后世最经典的应该还是他关于明清家具的见地。

　　柳森：一直以来，凡忆及王世襄先生，大家总会提到一个“玩”字。王先生本人也曾有名言：“一个人如果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您如何理解王先生的这个“玩”字？

　　陈鹏举：人们都喜欢说王先生是玩出来的学问，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王先生的“玩”呢？由于今人对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活日渐陌生，大家或将“玩”狭隘地理解为娱乐、消遣，或对“玩”字多有歧见，常常将其牢牢地与“玩物丧志”连在一起。其实，回归到“玩”字的本义，在王先生的心目中，在很多文博大家的心目中，“玩”都是一个很好的词。

　　与崇尚准确表述、严谨求证的西方文化不同，写意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讲，就是“玩”出来的。《论语》、《老子》是如此，诗词歌赋皆如是。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还是能鲜明地感受到，上述这些由玩味、感悟而来的文化成果虽表达未必精确，却常常能点到为止，让人在一听、一看、一读之间便了然于心。这是我们中国人思考世界的一种独有的方式。

　　柳森：但在王先生的少年时代，其后来耽嗜一生的书画文玩、臂鹰牵犬，的确也曾是不少京城世家子弟玩物丧志的对象。而最终在他笔下锤炼为传世之著的，不仅有大雅之堂中的明清家具，还有日常生活中并不起眼的金鱼、蟋蟀、竹刻……

　　陈鹏举：王先生的玩为何能如此“独辟蹊径”，黄苗子先生有很好的总结：很多“嗜好”在别人那里只是玩物丧志，但在王先生那里，却是“从民族文化角度、从民俗学角度、从艺术角度去挖掘探讨鲜为人知的传统文化”。王先生半生搜集的书画古籍、明式家具、匏土革木、金石文玩，后来无不成为其著书立说的活材料。

　　再有，为了解说一本明代漆器的书，王先生会专门跑去与数位老漆工结为师友。为了研究古家具的材料结构，他专门到鲁班馆旧家具店向老师傅虔心请教……王先生的“玩”不仅是玩味，更是专心致志，最终玩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如果一个人愿意像王先生那样对自己喜欢的事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投入精力和时间，他还有什么做不好的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或许，我们根本无须担心“世间再无王世襄”。

　　柳森：其实，王先生言下之“玩不玩得好”也不是什么大道理。

　　陈鹏举：是的。人的一生是寻找文化的一生。而王先生恰恰是通过“玩”，在对一系列具体的物的接触中深入其境，感悟到一些微妙的人生道理，最终完成了对自己整个人格的塑造。所以，王先生这句名言其实也是在用最朴素的话告诉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人人皆可为尧舜。既然，古玩玩得好可以玩出一个王世襄，电脑玩得好可以玩出一个比尔·盖茨，每一条道路，都可以使一个人完成一个有尊严的自己。关键在于，你是不是愿意一步一步坚持走下去，用一颗最纯粹的心去追你的梦。可以想见的是，在王先生最初的那些清娱岁月里，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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