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王先生的话，当下的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阐释：社会需要一种文化生活，我们所经历着的历史变迁更需要文化的支撑。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社会。

　　柳森：不过，人们如今之所以会担心“世间再无王世襄”，还在于在学科划分更细、职业分工更专的当下，隔行如隔山，恐怕再难有像王先生这样涉猎如此广博的大家。

　　陈鹏举：过去的通才多，现在专才多，学科分立、社会分工是直接原因。但既然人们已有这种问题意识，就意味着改变的希望。更何况，通才再怎么广博，总有他的盲区。这对于王先生也是一样的。就以他颇有建树的明清家具领域为例，我国至今尚无一部能较为完整地介绍该领域历史演变的专著。这也就意味着，这个领域尚有大量学术留白等着后继者去填补。但无论如何，最本质的一个问题还是，无论你是专家还是通才，你是否能通过脚下的这条路成就一个完整的自我？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王先生为何能在晚年将毕生所收的六十七件明代黄花梨送往上海博物馆。可以如此轻易地与自己毕生的至爱别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记得关于自己对收藏的那片深情，王先生这么说过：“收藏之乐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之上升成为知识。这是我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的。”对王先生来说，收藏就是生活，更是他体践人生、完成自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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