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误之一：考古发掘挖过了头

　　石兴邦曾在20世纪50年代主持发掘中国第一个史前聚落遗址，他在《史前时期的文化遗址———记半坡遗址的发掘》的回忆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解剖大房子费的力气最大，这个房子的墙修得又宽又坚实，墙壁厚达二十多厘米，里面夹的树枝、草和泥土，团成一块，坚如砖石。一块块打下来，再打成碎块，在里面搜求包含物。就这样将这个房子全打成碎土块，里面并没有太多太特殊的包含物，都是杂草和树枝。如果是现在就不费那么多的事，解剖典型的几个部分就行了。但那时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彻底精神，就怕遗漏了什么。

　　后来，半坡博物馆要恢复这个大房子，见原来的屋基发掘出来后，一点墙的影子也没有，叫人非常失望，我才感到为那个时候的彻底精神而后悔。当初我们不知道后来要建博物馆的事。……我们将不同类型的房子都这样解剖了，我们对建筑结构和内涵弄清楚了。在当时看来，从考古研究的角度说，这样是对的、应做的。但在博物馆成立后，原貌没法展出就觉得遗憾了。

　　早期的考古现场不会就地建造遗址博物馆，那时把文物从出土地点移送到库房或博物馆，便是考古工作完成的标志之一。而近些年来，就地保护、开发、利用、管理重要考古现场的观念，使建设遗址博物馆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态势。保存遗物及其伴生的遗迹，全面收集、研究和展示它们共生的各种信息资源，已经成为新时期考察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关系的重要指标，这一切为的就是通过文物保护带动考古发现和研究。

　　失误之二：考古挖错了地方

　　考古队要去调查和发掘的地方与陡峭的山峰关系都不大———那上面不适合古人生存，大多无古可考。考古队去的多是现代人还居住的最小行政地理单位，考古队要先到一个乡镇，再到一个村，最后要下到一个组。这些地方大多还有一个非行政叫法的传统地名，世代沿用，口耳相传，如李家、坪窑、鱼浦、坝子头等等。问题是这些小地名的重名率很高，一个县里有几个同名异地的地方都不稀奇。

　　三峡工程重庆库区万州地区的陈家坝就有重名的情况。一个陈家坝在长江南岸，属五桥区；另一个陈家坝在长江北岸，属龙宝区。1998年上半年，从西北大老远来的一支考古队，到达万州后人生地不熟，即与当地文化局取得联系，希望帮助落实发掘地点。局里的领导告之可去陈家坝，就在万州市区的长江对岸，属五桥辖区。于是考古队便到这个陈家坝安营扎寨。可是经过个把月的钻探勘察后，怎么也没有找到文物抢救规划上的任何墓葬线索。考古队这才发现，规划资料上的陈家坝根本不是文化局领导说的这个地点，而是万州以西几十公里处龙宝区武陵镇的那个陈家坝。

　　失误之三：缺乏考古经验

　　20世纪70年代发掘马王堆汉墓时，据说考古人员曾在棺椁储藏物品的一个果盘中发现有完整的新鲜的藕片，但端起来时一经晃动，藕片却奇迹般地消失了。这对植物生物学研究来说，失去了一项难以再现的重要物证和研究资料。

　　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了一个杯形铜壶，壶盖密封得非常严实。一个初次参加发掘的学员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浆以后，找不到开盖的地方，于是倒来倒去，一不留心把盖冲开了，倒出一坛清水。马上有人说：“是酒，不要倒掉！留着化验！”但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晚了，水被倒了个精光。也是在这座罗泊湾汉墓，考古队员打开一个盖着盖子的陶盒，看见盒内装满青青的梅果，叶子呈翠绿色，就像刚摘下来的一样。他赶忙叫人给它拍一张彩色照片，但很快树叶和果子就变成黑色的了。这种酸梅在当地是每年四月成熟，出土时它是青色的，可以说明墓主人下葬的时间是夏初之际。

　　1993年，江苏连云港著名的尹湾汉墓文物清理工作结束后，考古人员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向东海县政府、文化局和镇党委的领导汇报了这次发掘的成果。会上，镇里的一位领导随手就从桶里取出一片木牍观看。但就是他这个不经意的动作，给以后释读木牍的工作留下了永远也解不开的疑难。因为他取出的那片木牍正是24方木牍中最重要的吏员簿，而他的大拇指由于按在了木牍的右上部，只是轻轻地一带，就把这片木牍上最重要、最关键的记有这片集簿名称的字给抹掉了。今天人们再给这片集簿命名时，有的说是吏员总簿，有的说是定簿，众说不一，疑义相析。后来把它带到上海，用远红外模糊图像进行处理，还是没能恢复它的庐山真面目。

　　失误之四：没按专业流程和要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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