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他首次独立执导了影片《智取华山》，在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一举夺得“争取自由和平奖”。而他在1954年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后着手拍摄的电影《董存瑞》，上映后更是轰动一时，影响深远。日本导演木下惠介1956年访华时观看《董存瑞》后，看到郭维很是惊讶，他原以为该片的导演应该是一位四五十岁、经验丰富的电影艺术工作者，万万没想到，郭维才33岁，而这不过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二部电影。

　　厚厚一打竖版、繁体字油印的《〈董存瑞〉导演阐述》摆在桌上，这份珍贵的笔记，在经年累月后，连郭维自己都找不到了，幸而被人从历史资料中寻见，又影印给他。

　　国际大奖的奖杯就放在北影，郭维至今没去看上一眼，他毫不在意，可当年的拍摄笔记又回到身旁，他却格外喜悦。

　　其实，《董存瑞》诞生的细节他大都记得清楚，到今天细讲起来，中间有许多经历已然成了“不可想像”。

　　张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正是郭维心目中那个小鼻子小眼、一笑一对酒窝、一看就是农村娃模样的“董存瑞”

　　当年的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把《董存瑞》的剧本交到郭维手里时，其实是给了他一个烫手山芋，“这个戏给很多导演都碰了钉子，交给你拍吧！”

　　1954年筹拍电影时，于1948年牺牲的董存瑞已是全军学习的榜样，如何塑造这个榜样成了郭维最棘手的难题。

　　英雄不是天生的，完美无缺的英雄反而会给人冷冰冰、干梆梆的感觉。郭维决心颠覆那时候惯用的“高大全”路数，用艺术的手法让人们看到英雄的成长，看到人民军队的成熟。

　　头一条就是演员不能选标准的“英雄脸”。郭维到华北军区文工团戏剧队选演员时，话剧演员张良被喊去面试，队友问他选的什么角色，他一拍脑袋说：“我这样儿，能演啥？通讯员呗！”相貌不算英俊、嗓音略带沙哑的张良那时候不太自信，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正是郭维心目中那个小鼻子小眼、一笑一对酒窝、一看就是农村娃模样的“董存瑞”。不光张良，许多人都没想到，“董存瑞”从形象上就跳脱了高大威风、唇红齿白的“惯例”。郭维就是要让这个普普通通的嘎小子在吃上八路军的粮食后，长成惊天动地的战士。

　　电影正式开拍前，郭维到董存瑞的家乡生活了几天，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写出导演台本，自始至终秉承“既须大胆，也要谨慎”的创作态度。

　　这时候，丰富的敌后文艺工作经验帮了大忙。郭维曾硬着头皮“下去生活”，从听不懂土话到能跟老百姓畅谈。他还被派到冀中的部队里呆了一年，除了不让他上阵打仗，那时的他跟普通战士没两样。那些十几岁的小战士太可爱了，他们刚参军时什么都不懂，就是有着抗日愿望的普通孩子，是部队将他们历练成刚强的士兵。董存瑞活泼、能干、嘴皮子灵的个性，年龄不够参军时和赵连长“泡蘑菇”请求入伍这些细节，正是从这些小战士身上来的。

　　而后，从“摔跤比赛”、“十发子弹”、“检讨会”、“反扫荡”、“参军”、“连长谈话”，一直到“争过推功”、“入党”、“选爆破队长”，环环相扣中，董存瑞的形象丰满起来，亲切而不失坚毅。

　　电影中的董存瑞激动过多少心灵，已无从计算。直到今天，中小学生还在从《董存瑞》中汲取力量，不是教他们去模仿英烈，而是因为，“无论哪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不要忘记，人类永远不能丢掉追求正义与和平的向往和勇气”。

　　这股恒久的张力，使得许许多多、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回忆时，总觉得那些黑白画面其实有着格外饱满的色彩。

　　演员都是自己背口粮和锅子上山，哪像现在有的明星，拍个戏还带着保姆

　　拍摄中，困难叠着困难。

　　解放初期，物资匮乏，拍电影远不是今天的排场。

　　当时捏在郭维手里的电影胶片，是1比1.25，最多1比1.5的配比。这就意味着，留出每个镜头前后必须剪去的无用长度之外，几乎所有镜头都必须一次通过。这对演舞台戏出身、从未上过电影的张良来说，很难很难。

　　刚开始，张良没信心，几次三番急哭了。一场“蘑菇”赵连长的戏，愣是排了一整天，练了三十多次。郭维不着急，耐心地给他讲戏，因为他要的就是张良的淳朴和这股不服输的韧劲。

　　抢救玉兰子的戏，场面硝烟弥漫，需要爆破，郭维怕出状况，不放心让别的孩子演，就用了自己的女儿郭玲玲。一场戏里，张良从很远的拐角处跑来，冲过爆炸后漫起的烟雾，卧倒在镜头前，他一遍遍地练，直练到手脚擦破，头脑晕眩，几乎晕倒。

　　当时粮食统购统销，在昌平拍外景时，北京的粮食半路被截，运不进来，剧组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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