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难的是，黑白胶片的感光度有限，外景只能在阳光照射下拍摄。《董存瑞》剧组在十三陵拍外景时，正赶上北京酷热，一连40多天，天是大晴了，可阳光下气温一不小心就蹿到40摄氏度以上，张良笑着说，“我本来长得就黑，现在脸上都晒吐噜皮了！”结果，郭维在拍摄现场中暑晕倒了。怕耽误进度，他在医院打了两天点滴又赶紧回来接着拍。

　　其实，天热还是“小意思”，郭维拍《智取华山》时，华山上阴天连着雨天，就是不见太阳，即使天放晴，有些山头一天也只能照到十几分钟阳光。千尺幢那场戏，为了等那十几分钟的太阳，在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演员们站好位置，摄影师架稳机器，折腾了四五次才拍成功。

　　虽然艰苦，但郭维说那些拍电影的日子格外幸福。

　　《董存瑞》的剧组里来过很多支援拍摄的部队，在北京时是中央警卫营的两个连，也就是今天讲的“8341”部队，到东北拍内景时又是别的部队。郭维深深感谢那些不知名的战士，尤其是为了给最后的高潮以足够的铺垫，有一场冲锋号响起后，战士们边冲锋边在枪林弹雨中倒下的戏，“那个枪上都是上了真刺刀的，我一再跟他们说，小心，倒地时千万别扎伤了。”这群打过仗的真勇士在现场沉着、激动、坚毅、昂然，给了让郭维极为满意的一个长镜头。

　　而那个被张良砸了十几下才出现裂痕的道具桥拱，也是郭维一直念叨着，赞叹着的剧组工作人员心血的结晶。

　　郭维丝毫不掩饰对团队中其他演职人员精彩补充、确切校正以及全情投入的感激。在他的心目中，“《董存瑞》不是我郭维的，它属于那个年代，属于那些英勇的生命，属于新生的共和国。”

　　他把对老百姓的深深敬意，化到了一部又一部电影中去

　　专访郭老，记者本是为着探讨电影艺术而去，没想到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词竟是“群众”、“老百姓”、“老乡”和“人民”。

　　在郭维看来，当年的艺术再怎么雕琢，用今天的眼光打量，依然不免粗糙，这是时代的局限。但是不是把“群众喜闻乐见”放在艺术创作的首位，在今天仍是必不可缺的考量。

　　所以在天阴或身体虚弱无法拍片时，在受到错误批斗影响电影拍摄时，他首先想到的都是“不能白费了老百姓的血汗钱”。郭维太知道群众的珍贵了，若不是他们豁出命来支援共产党，新中国无从建立。

　　在日军大扫荡时，郭维曾受华北联合大学上级之托，独自一人保护跟不上行军转移速度的孩子们。

　　坚壁清野间，他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孩子带着三四十个十岁上下的小孩子躲避日军捕杀，无奈之下只有把孩子们安置在阴冷的山洞。附近的老乡可怜孩子受冻挨饿，二话不说，每家来领走一两个，给他们换上自家孩子的衣服，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带着。一旦遇到日军搜查，他们就领着孩子逃上山。

　　扫荡过后，孩子一个不少地交还给上级。郭维永远记着老乡冒死相护的恩情。

　　郭维经历过许多生死一线。独自穿过封锁线时，老乡一把把他拖进家里，塞进地道，躲过日本鬼子。被派到无人区弄粮食时，反穿军装当伪装的他一眼就被看出是军人，还是老乡拉上他就往家里跑，到家就给推磨，装粮食。那家的姑娘看郭维就带着一张被单，浅浅一笑，把被单接过去给缝成口袋，好多盛些粮。他至今都记得那家人的面孔。

　　在敌人的炮口下给百姓演戏的那一个月，郭维永生难忘。

　　1942年日军大扫荡，一些地区沦为敌占区，为了让那里的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没有忘记他们，郭维和几个剧团成员排了一些七八分钟的小戏，在天黑后溜进去演。没有正规的戏台，就是在某个院子的空地上，地下支部把附近的老乡都聚集起来，另一边，找人荷枪实弹包围不远处的日军炮楼。

　　灯一亮，地方干部先讲话，说，乡亲们，你们这些日子受委屈了，我们一定打回来，这里早晚得解放。老百姓一听就哗哗地哭。

　　虽然都是粗糙的小戏，演的人是拼命的，看的人也是拼命的。有好几次，他们刚演完撤退，枪炮声就在身后追着了。戏演完了，老百姓就是不肯回去，他们一定要在路口守着，直看到他们安全出村。那种生死相依，刻骨铭心。

　　“我尊敬那些老百姓，那时候党和群众真的是鱼水深情啊！”他把对老百姓的深深敬意，化到了一部又一部电影中去。《董存瑞》中那些“妻子送夫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场景正是向老百姓致敬，而之后的《花好月圆》、《柳暗花明》、《笨人王老大》中，依然有浓浓的群众气息。直到1998年，从中国电影家协会领导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他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过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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