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大学理念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大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讲这三所大学，不仅仅是回忆自己在这三所大学里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更重要的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理念及高等教育制度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为未来中国大学的建设提供借鉴。本文考察冯友兰关于“大大学”、“教授治校”、“民主堡垒”的大学理念。

　　“大大学”

　　关于大学，冯友兰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是：大学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机构。在冯友兰看来，中国的大学有一个独特的任务，那就是反对“为做官而学术”，倡导“为学术而学术”。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求学问，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当官发财。在冯友兰看来，新型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反对过去那种“为做官而学术”，应当像蔡元培校长那样，办大学，做学问，求学问，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踏踏实实地为真理而学问，为学术而学术。冯友兰强调“为学术而学术”是大学的立校之本，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大学就立不起来，更不要说办好大学了。

　　冯友兰在抗战胜利后发表《大学与学术独立》一文，指出中国要强大起来，真正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就必须抓住机会，确立知识学术独立自主的百年大计，把中国现有的大学办成“大大学”。在世界强国中，每一个强国都有几个“大大学”。大学既是教育机构，又是研究机构；既是知识宝库，又是智囊团；既是学术中心，又代表着一国学术的最高水准。因此，要办好“大大学”，既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又需要提倡许多冷门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尤其是这最后一点，是关涉到“大大学”的独立、自主、自由的问题，所以冯友兰大加发挥说：“每一个大大学都应该是一个所谓‘自行继续’的团体。这就说一个大大学的内部底新陈代谢都应该由他(它)自己来处理。由他(它)自己淘汰他(它)的旧分子，由他(它)自己吸收他(它)的新分子，外边的人，不能干涉。若要干涉，那就是所谓‘教玉人雕琢玉’了。”这里，他不仅把国家的强大跟“大大学”紧密相连，而且把“大大学”与学术独立紧密相连。事实上，学术不能独立，也就没有大学与学术的自主。

　　“教授治校”

　　冯友兰在北京大学求学时，适逢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教授治校”是蔡先生当时所推行的一项制度，即校长之下，有一个管理学校一般事务的总务长，一个管理教学科研的教务长。按规定，教务长由教授民主选举产生，每两年改选一次。教务长不是上级直接任命的，而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这是冯友兰所着重强调的，也是大学自由、民主精神的体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教授治校”在清华大学具有了比较完整的形式。清华大学的评议会由行政当局和教授会的代表组成。当时的文、法、理、工各院的院长由教授会推举二位教授为候选人，由校长选聘其中一人，任期二年，可以连任。“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四个院长组成校务会议，处理学校的经常事务。四个院长也出席评议会，为当然评议员。这样，就有了三级的会议。评议会好像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议又好像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因为这三级会议还各有自己的职权，各有自己的名义。校务会议不能用评议会的名义办事，评议会也不能用教授会的名义办事。”这种“教授治校”制度突出了教授的主人翁地位，突出了专家治校的原则，并且在多年的实践中被证明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和管理形式，因此，冯友兰不厌其烦地加以详细的介绍。

　　大学作为特殊的团体组织，其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学生，同时为探求真理而做学术研究。教授是学校的专家，居于学校的高层。冯友兰非常欣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治校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冯友兰发挥道：“有了大师，它就是大学；没有大师，就不成其为大学。”使代表学术权威的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成为管理学校的重要部门，这是符合大学的性质和特点的，大学的管理必须走“自治”的道路。如果大学的师生不能自我治理，而要由官僚衙门来越俎代庖地进行治理，那么大学也就不成其为大学了，而是成为政府的一级官僚衙门了。如果大学衙门化了，大学就会失去它的相对独立、自主与自由，那大学的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民主堡垒”

　　在抗日战争那个特殊的年代，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形式上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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