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各有所侧重，又相互配合。如果说《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知言》四书算作新理学思想体系的理论篇的话，那么，《新事论》《新原道》可以算作其思想体系的应用篇。《新事论》运用新理学的理论观察中西文化差异，研究中国社会发展走向；《新原道》运用新理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概括“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精神。通过这两本书，冯友兰提出见解独到的“文化类型”说、“继往开来”说和“道统新续”说。

一、“文化类型”说

    文化问题是五四以来思想学术界讨论得最热烈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冯友兰在青年时代就十分关心的问题。他在写出《新理学》一书之后，马上着手运用新理学理论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的特点，探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并形成他关于文化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看法。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撞开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学者们提出各种理论和主张，用以解释中西文化的差异，寻找化解中西文化冲突的方案。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通西学的严复表示反对，认为此说有“牛体马用”之嫌，解决不了问题。他对中西之学的差异作了这样的描述：“尝谓中西之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严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1]。陈独秀认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于：“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2]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征是“意欲向前要求”，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意欲调和持中”。胡适认为中国是“人力车的文明”，而西方是“摩托车的文明”。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主张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陈序经等人则力主“全盘西化”与之相回应。冯友兰认为，这些看法虽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都犯了一个共同错误，即仅从“殊相”的视角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别看成两个个体，并且比较两个个体的优劣长短。“全盘西化派”肯定西方文化而否定中国固有文化，“本位文化派”肯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却不能正视自身的落后与西方文化的优势。这种在“殊相”层面的比较，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无法深入到本质层面，尽管讨论得十分热烈，但仍不得要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必须转变比较中西文化的视角。

冯友兰从共相在逻辑上先于殊相、理在逻辑上先于事的新理学原理出发，主张从“类”即共相的视角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他说；“我们可以从特殊的观点，以说文化，亦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如我们说，西洋文化，中国文化等，此是从个体的观点以说文化。此所说是特殊底文化。我们说资本主义底文化，社会主义底文化等，此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此所说是文化之类。讲个体底文化是历史，讲文化之类是科学。”[3]从殊相的观点看待文化，可以说是就事论事，看到的只是表面的个体差异；而个体差异是不可学的。从这种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往往流于肤浅、偏激之见，或者导致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如“本位文化论”，或者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如“全盘西化论”。对于这两种看法，冯友兰都表示不能同意。从共相的观点看待文化，才可以是以理论事，才能透过表面的个体差异，发现文化类型之间的本质区别，才能解决中西文化会通的问题。

冯友兰从共相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别，得出这样的结论：

若从类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我们可知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优越的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它是某种文化底。与此我们所要注意者，并不是一特殊底西洋文化，而是一种文化类型。从此类型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在其五光十色底诸性质中，我们可以说，可以指出，其中何者对于此娄是主要底，何者对于此类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不必取者。若从类的观点，以看中国文化，则我们亦可知我们近百年来所以到处吃亏者，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于此我们所注意者，亦并不是一特殊底中国文化，而是某一种文化之类型。从此类型的观点以看中国文化，我们亦可以说，可以指出，于此五光十色底诸性质中，何者对于此类是主要底，何者是偶然底，其主要底是我们所当去者，其偶然底是我们所当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4]

如果说从殊相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得到的是一种笼统的看法，那么，从共相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得到的是一种分析的看法。这种分析的看法，揭示某个具体的文化形态何者当存、何者当去，何者是主要性质、何者是次要性质，因而是深刻的、科学的。比如“所谓西洋文化是代表工业文化之类型，则其中分子，凡与工业有关者，都是相干的，其余，都是不相干的。如果我们要学，则所要学者是工业化，不是西洋化。如耶稣教，我们看出它与工业化无干，即不必学了。”[5]照冯友兰看来，西洋文化的可取之处并不是因为它出自西洋，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工业类型”的文化，这才真正是西洋文化优势之所在。同样道理，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差距，并不是地域上的差距，而是“工业类型”的文化与“农业类型”的文化之间的差距。文化类型与社会类型密切相关，与工业类型文化相应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而与农业类型的文化相应的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冯友兰形象地把拥有先进的工业文化的西方人比作“城里人”，而把拥有落后的农业文化的民族比作“乡下人”。在当今世界上，英美西欧等国处于“城里人”的位置，其余国家的人大都处在“乡下人”的位置，其中也包括中国。“乡下人”同“城里人”打交道总是吃亏，同样，文化落后的民族同文化先进的民族打交道也总是要吃亏的。冯友兰的这种“文化类型”说无疑比“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深刻得多、正确得多。

冯友兰指出，西洋人之所以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工业文化，并非因为他们是西洋人，而是因为他们最先实现了经济上的大改革，实现了产业革命，从而也最早实现了由“农业文化”到“工业文化”的转型、由“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到“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的转型。他说：

这个大改革即所谓产业革命。这个革命是它们舍弃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脱离了以家为本位底经济制度。经过这个革命以后，它们用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行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经济制度。这个革命引起了政治革命及社会革命。[6]

通过对西洋人在文化方面之所以领先的原因的分析，冯友兰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出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要想改变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局面，赶超世界领先水平，“唯一底办法，即是亦有这种底产业革命” [7]。也就是努力发展工业，采用新的技术，把“生产家庭化底文化”转变为“生产社会化底文化”。基于这种认识，他对“清末人”办洋务表示同情，而对“民初人”有所批评。他在《新事论》中写道：“如果清末人的见解是‘体用两撅’；民初人的见解，可以说是‘体用倒置’。从学术底观点说，纯粹科学等是体，实用科学，技艺等是用。但自社会改革之观点说，则用机器，兴实业等是体，社会之别方面底改革是用。这两部分人的见解，都是错误底，不过，清末人若照着他们的办法，办下去，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意想不到底结果；民初人若照着他们的想法，想下去，或照着他们的说法说下去，他们所希望底结果，却很难得到。”[8]冯友兰对“清末人”的同情，实则是用以说明在中国发展实业的必要性，并非认同洋务派维护封建主义的立场；他对“民初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那时的“思想文化决定论”的错误倾向，并非反对科学与民主。从这个意义上看，冯友兰的同情或批评都包含着合理的内核。

冯友兰提出“文化类型”说和“产业革命”论，其理论依据主要是新理学的“理在事先”原则，但也明显地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影响。他在《新事论》中曾援引马克思的话说：“有一位名公说了一句最精譬底话，他说，工业革命的结果使乡下靠城里，使东方靠西方。乡下本来靠城里，不过在工业革命后乡下尤靠城里。在工业革命后，西方成了城里，东方成了乡下。乡下即靠城里，所以东方亦靠西方。”[9]冯友兰关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形态和文化类型看法，同唯物史观是一致的；但他没有对“生产方式”、“产业革命”等概念做出明确的规定，没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做出辩证的分析，因而与唯物史观又有所区别。

二、“继往开来”说

冯友兰提出“文化类型”说，运用新理学的理论论证中国文化实行现代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表醱一现出他企盼现代化的迫切心情。他强调文化的时代性，也注意到文化的民族特点。由于文化具有时代性，比较落后的文化类型应当向比较先进的文化类型转化，这涉及文化变革的问题；由于文化具有民族特点，每一民族的文化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求发展，这涉及文化的继承问题。冯友兰依据新理学提出“继往开来”说，试图对中国文化发展中的继承问题做出理论说明。

按照新理学，共相和殊相是有区别的。从共相的观点看，可以把中国文化归结为某种“文化类型”，这是“性”的认识；从殊相的观点看，中国文化具有与其他民族文化不同的特点，这是“情”或“习”的认识。站在新理学的立场上，冯友兰拒绝使用“民族性”或“国民性”一类提法，照他看来，“普通说民族性者所说某民族的特点，有些是某民族于其时所行底社会制度的特点，有些是某民族的特点。所谓某民族某民族的特点，我们亦承认是有底，不过我们不谓之‘性’，而谓之‘习’。”[10]冯友兰认为，“性”作为共相来说，应该是不变的，某个体可以失掉旧性，也可以获得新性；而民族特点作为殊相来说，没有不变的。换句话说，一定民族的民族特点一定体现在该民族的历史当中。“我们试把某一国或某一民族的历史，与某一时截住，它的历史，在此一时以前者。即是它的国情。”[11]

冯友兰指出，认清国情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发展”，其实就是妥善地处理好“新性”与“旧情”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说，任何“新性”对于“旧情”均有不合之处。然而．一国或一民族在某种情形中必须有某种新性，否则此国或此民族就不能存在、不能发展。遇到这种情况，即便采用革命的手段解决“新性”与“旧情”之间的矛盾，也是必要的。不过，这种“不合”只是性情关系的一方面，除此之外，二者还有“相合”的一方面。冯友兰在《新事论·释继开》中写道：

在上篇《判性情》里，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性与情。在上篇我们说，一个社会如有新性可以不合乎其旧情。在本篇里，我们要说，一个社会如有一新性，虽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但在又一方面，亦须根据旧情。若其完全无根据于旧情，则此社会压根即不能有此新性。一社会如有一新性，就其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说，这是 “开来”，就其在又一方面须根据旧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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