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又是“接着”宋明道学中底理学讲底。所以，与它的应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它说理有同于名家所谓“指”。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有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气有似于道家所谓道，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无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什么底“废话”，有似于道家，玄学以及禅宗。所以它于“极高明”方面，超过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学。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个方面的最后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它不著实际，可以说是“空”底。但其空只是其形上学的内容空，并不是其形上学以为人生或世界是空底。所以其空又与道家，玄学，禅宗的“空”不同。它虽是“接着”宋明道学中底理学讲底，但它是一个全新底形上学。至少说，它为讲形上学底人，开了一个全新底路。[20]

这就是冯友兰从“道统新续”说中得出的最后结论。他把新理学定位在中国哲学精神“继往开来”的位置上，定位在“正统”继承者的位置上，对于他本人而言，可以说是“斯文在兹”、“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的表现。他以“极高明而道中庸”概括中国哲学的主流精神，是否妥当，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至少应当承认，这确实揭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极高明”其实讲的是超越性，“道中庸”讲的是内在性，“极高明而道中庸”讲的是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以超越与内在的统一概括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冯友兰的重要贡献。他的这种看法在中国哲学史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同。在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并不是提出道统说的第一人，而在他之前提出的各种道统说，从来没有得到过广泛的认同，冯友兰当然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冯友兰提出的“文化类型”说、“继往开来”说和“道统新续”说，贯穿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主张妥善地解决文化发展中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他不是保守主义者，强调固有文化必须实现现代转化，接纳“以社会为本位”的新文化，改造“以家庭为本位”的旧文化；他也不是激进主义者，明确表示反对“全盘西化”论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强调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和可塑性。冯友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具体说法是可以讨论的，但他坚持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的原则是正确的，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积极的意义。

[1]参见《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3页。
[2]陈独秀：《东西民族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1卷第4号。
[3][4][7][8][9][10][11][12][13][14][15][16][17]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8、226、246、248、224、322、325、328、336、360、359、314、365页。
[5][6]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4、244页。
[18][19][20]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7、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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