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他们的研究结果，我得到一个十分值得感激的鼓励，我说我根本不懂得戏是怎么写的，但他们却任我怎写就怎写，还特别麻烦陶秦兄做我的私人教师，从ABC来起，教我怎样分段分场，这样那样，我非常感激他，使我除了完成一部不像话的脚本之外还多了一门没“满师”的手艺。

　　我写的是我亲近的朋友，有名有姓的人，他是一位有才能和值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有些地方，在感情上我无法不入迷地原原本本把他的真实生活借用过来？比如，他的阶层属性——思想生活，经济状况，文化水平……——我几乎没有改动，他的全家的一切在我写这部戏的时候占着很重要的分量。

　　我知道这样的做法有时是乏味的，第一就没照顾到属于电影这门学问中的渊博复杂条件，这些学问可正是我缺少的。

　　幸好，我得再深深感谢陶秦兄，他重新花了千百倍于我的力气，耐心地把这个不完整的东西从根挖起整修过了，把这部不像样的习作所犯的错误纠正了，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事。(原载《长城画报》第十七期)

　　2008年岁末，经小思女士的推荐与联系，我在香港电影资料馆查阅到《长城画报》以及《儿女经》相关资料的卷宗，其中，电影院当年印发的一页《儿女经本事》，这样叙述电影梗概：

　　颜兴堂在报馆工作并撰写小说。笔耕所入，仅够一家温饱。他有子女七人，妻则终日忙碌，对于子女的教育，不无疏忽。

　　大女大明，敏慧而性好动，就读某贵族学校初中。大明家境清寒，常受同学歧视。同学中多以脚踏车代步，大明颇为羡慕。

　　次子二毛喜拆修机械。三女三毛，好吃零食。四子四牛，性野蛮。五子虎儿，性好美术。六子龙儿，终日嬉戏。最小的女儿叫客满，尚在哺乳期内。

　　这里有了这么个性不同的孩子，其喧哗嘈杂，使颜夫妇对之束手无策。

　　大明拟买旧脚踏车，但爸爸反对。大明感到失望，又怕同学取笑，不敢回校。后因学校查问而被父母发觉了。

　　兴堂有个朋友，姓张。常见兴堂为儿女所苦，很想为其分劳。这天来颜家，知大明逃学，认为大明的环境不好，主张换一间好的学校。兴堂怕多事，仅对大明训斥，送回学校了事。而大明到校后，果被同学讥笑。二毛问明原因，知女友陈露西有脚踏车，就去商借。因露西对二毛颇有爱意，故能立即得以允可。

　　次日，大明驶车到校，不料同学向她挑战赛车。大明求胜心切，车竟被毁。二毛奋勇代为修理，愈弄愈坏，不得已求助修理匠，需费三十元。父母索款，兴堂只得给了。

　　不想这时四牛与邻居打斗，伤额昏厥，须送医院。兴堂无款，幸亏张叔叔来了，才替他们解决了困难。

　　兴堂也渐觉孩子非管束不可，可是又没有好的办法。那天张叔叔来和他们商讨，被一群孩子听到，深受感动。后大明改入好学校，渐改前非。返家又教育弟妹，帮助母亲理家，或做有益游戏。张叔叔在旁指导，顿时把嘈杂的家，理得井井有条。

　　爸爸的生辰，孩子们把省下来的糖果费，买了一支笔，作为寿礼。他们歌唱着为父母祝福，为自己的前程鼓励。

　　当年的电影剧本已无从寻找，好在黄永玉本人当年曾亲自写过一篇电影小说《儿女经》，发表在《长城画报》此期专号上，这也是目前所见黄永玉最早的小说创作。

　　《儿女经》被认为是一部喜剧杰作。不过，由香港电影资料馆编撰的《香港电影大全》，对《儿女经》也有如下评点：

　　五十年代香港所谓“左派”阵营的电影，都有着一套严格的创作主导思想，概言之，就是“主题先行论”。《儿女经》要探讨的，是家庭中孩子的教育问题。

　　故事说在报馆工作的颜兴堂(苏秦)，生有七个孩子，整天要为生活奔波，晚上还要写稿来帮补家计。妻子(龚秋霞)单是家务便应接不暇。七个儿女都有缺点：长女大明(石慧)念的是私校，染上了贪玩虚荣的毛病；次子二毛喜拆修机械，三毛好吃零食，四牛野蛮好斗，五弟虎儿(黎小田)与六弟龙儿终日嬉戏，爱把墙壁涂得花斑，最小的女婴客满则整天啼哭。

　　影片难得的地方是充满趣味性极强的生活细节(如五、六弟用铅笔刨刨筷子)，七个孩子的戏安排得流畅生动，丰茂的枝叶衬托着鲜明的主线(大明渴望要买一辆脚踏车)。美中不足的是结尾流于教条化，张叔叔(平凡)的“导师”和“救星”身份简化了整个问题，完全掉进“主题先行论”的窠臼。

　　此外影片也未能摆脱某种原始的反富人情绪。当然贫与富有其生活上的矛盾，影片亦不乏敏锐的笔触，但在下半部带出唾弃资产阶级生活的讯息时，也不免同时否定了弹琴跳舞等活动及年轻人自发的思想感情。正因如此，影片结构所标榜的健康生活方式，其实是十分褊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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