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是治史者的眼睛。”近代中国万象杂陈，先生以他独具的史眼为人们揭示出“新陈代谢”这一主旋律，更显功力的则是他能在新旧交织的千丝万缕中理出头绪，揭示新与旧互相转化的来龙去脉。他不仅看到新旧的更替，还看到新与新的递嬗。新中见陈，陈中见新，同中见异，异中见同，“从同一性中找出不同一性，从不同一性中找出同一性”。思辨的火花由此迸发。

　　“书，文章要有压力，令人去思考，中国需要这样的书和文章，鲁迅所以不朽。”这是陈旭麓先生《浮想录》中的一段话(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出自《浮想录》)。《浮想录》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的浮想不时触发读者的思绪。读其书，如见其人。读其书，你可以感受到一个智者的深邃和灵动，一个仁者的沉思和关怀；你似可听到他的浅唱低吟，看到他的金刚怒目；你可以体会到什么才是发之内心的“痛”，出之骨髓的“傲”。

　　“智以藏往，神以知来”是陈先生推崇的治史旨趣。他说：“没有‘智’(史学)不能‘藏往’，没有‘神’(史识)不能知来，两俱失之的史是断烂朝报。”陈氏史学，智神两字足以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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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识是治史者的眼睛。”近代中国万象杂陈，先生以他独具的史眼为人们揭示出“新陈代谢”这一主旋律，更显功力的则是他能在新旧交织的千丝万缕中理出头绪，揭示新与旧互相转化的来龙去脉。他不仅看到新旧的更替，还看到新与新的递嬗。新中见陈，陈中见新，同中见异，异中见同，“从同一性中找出不同一性，从不同一性中找出同一性”。思辨的火花由此迸发。

　　先生善于透过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他指出：“义和团的落后性通过正义的斗争表现它的合理存在。”“义和团不是民族觉醒，它促进了民族觉醒。”“义和团运动代表民族感情，并不代表时代脚步。”他说：“太平天国是农民战争，农民战争从来只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工具，并不是创建新生产的力量。”同时他也看到了“太平天国仍然是旧式农民战争，但已萌发了一些新苗，新苗又为封建浊流淹没”。再如“曾国藩是封建传统的忠实捍卫者。然而恰恰从他身上开始了传统的裂口”。“租界是罪恶的渊薮却在闭塞的封建区域中展示了西方文明(租界的管理、法制和对新派的‘保护’)”。“民族壁垒可以阻挡侵略，也会封锁自己”。“一村一户都有围子，万里长城是个大围子”。“革命在反对旧传统中形成自己的传统，一旦形成了传统就为自己制造了框框”。

　　类似的论断在《浮想录》中不乏其例，寥寥数语包含着极丰富的内涵，展示了作者辩证思维的功力。陈先生擅长思辨，对历史的评判，常能发人所未发，《浮想录》中类似的点睛之笔更是俯拾皆是，令人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

　　“变”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哲学”，但“布新难，除旧更难”。封建的幽灵始终在活人的身上若隐若现。在陈先生的词汇中，“中世纪”与“封建”同义，他以形象的语言写道：“19世纪的中国，一只脚徐徐伸向近代，另一只脚却仍被堵住在中世纪的门内，尽管用力拔，那只脚还是中世纪的。”他看到传统的“凝定性大于流动性，所以对传统的改造往往不能依靠它自身的流动，需要新的或外来的冲击力”，所以“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正因为不是主动走出来的，而是被轰出来的，所以那只脚依然拖泥带水。脚下拖泥带水，难免步履蹒跚甚至打滑跌跤，只有将中世纪的污泥涤荡一尽，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站得更直，走得更稳。

　　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变革如危崖转石势不可挡，又提醒人们旧的东西除而不尽死而不僵，对封建社会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长，因为它只有树的年轮的新陈代谢，质的新陈代谢只是个别事物，对整体的变化没有太大的作为”。“中国以往的历史，多为朝代递嬗，很少显示出阶段性来，与其说历史的进步，不如说是时代长流的绵延。”生长缓慢的树木质地尤其坚硬，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注定封建余孽的顽固性。革命切除了封建的毒瘤，它的癌细胞却会千方百计在新生的共和国身上找到它栖身之处。“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无孔不入的封建习性会对它潜移默化，是新陈代谢的倒行。”

　　新旧文化的递嬗既有反复，又有羼杂。历史的进程不无诡谲之处，“文革”大扫“四旧”却重塑了一尊新神，“在人类社会中，久已逝去的历史镜头忽然再现，比自然界的‘返祖遗传’要多得多”，而“改变传统遇到的困难，如对小脚的放大一样”。但先生并不悲观，“近代中国破一分封建即前进一步”。尽管封建尘垢顽梗难化，“但一百多年来没有完全不被溶解的封建固体，只是溶解的先后和程度不一”。历史的逻辑表明：“近代中国，民主运动服从民族运动(反帝)是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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