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史学，以识见长。这种“识”不是哲学家天马行空式的妙言隽语，而是史学家厚积薄发朝夕思辨的灵光一现，它不仅出自对历史的反思，也源自对现实的关怀。

　　先生认为从历史探测现实，从现实追溯历史是史家通古今之变的必然要求。他那些蜚声学界的论文(《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等)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在《浮想录》中，先生则将其犀利的史笔直指当代社会。

　　他明言：“我们的最大困难，就是封建的潜网编结在曾经是彻底地反封建的战士身上。”“封建残余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祖国仍然到处都可嗅得到，……在政治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潜网’。我们要消除这个‘潜网’，还得花很大的气力。”而“在实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并不是每一步都是科学的，有的甚至离科学很远”。“我们做过‘一天二十年’的梦，得到的却是‘二十年一天’。那是说别人走了二十年，我们才走了一天。”反思是为向前看，身处时代大潮，先生以富于诗意的语言歌颂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火车是近代化的使者，它开到哪里，哪里沉睡的人民和土地就会跳起舞来(车经湘西的怀化、麻阳、吉首、古丈、大庸想起)”。当然，与时俱进不等于与世俯仰，智者的价值在于理性思考。近代历史表明改革的艰难并不亚于革命，“革命以暴力行之，当之者靡；改革靠政令推行，政令之行否在官，而官常常是改革的阻力，所以改革比革命难”。而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度”的把握尤为不易：“新陈代谢是个自然规律，革命与改良是推动代谢的力，也是规律的体现，但有人为的因素，如果过头和不及，会对代谢起破坏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先生晚年反复探究革命和改良这一历史命题自有其良苦用心。因为“历史的创造者要求是这样，可是历史的自身还会有那样”，历史的诡谲之处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

　　再如“生理上的近亲繁殖，国人已知其害；政治上的近亲繁殖，行者不觉其非，此为民主观念比科学知识在中国普及更难之一证”。行者并非不觉其非，不过是利益所趋罢了，为了煮熟自己的鸡蛋，不惜烧毁他人的房子，害的是民族前途，利的是个人身家。无论是在学界还是政界，近亲繁殖只会结出面目可憎的怪胎，所以“最忠实的家臣可能是最不忠实的公仆。中国有家臣的传统而没有公仆的传统”。可谓一言点中命穴。朝廷需大臣，皇上有宠幸，无数个小朝廷小皇帝当然也得配备自家的鹰犬，何况家臣这种货色向来是供大于求的。传统的阴魂驱而不散，有家臣横行的舞台就不会有公仆生存的空间，在家臣竞相效忠的国度，忠实的公仆只能是草民的奢望。一部廿四史不就是一部封建家臣的折腾史吗?

　　当然，再忠实的家臣，在主子眼里无非是走狗一条，随时可以弃之门外，依附的悲剧史不绝书。因为“虚伪换来的只能是虚伪，如果虚伪获致了忠诚，那是忠诚的眼泪”。所以最忠实的家臣往往也是最不忠实的猢狲，一朝大树倾倒，逃得最快，反噬最凶就是那只当年最“忠实”最得宠的猢狲，反戈一击的闹剧在“文革”中见得还少吗？西哲有言：“一个奴隶只有一个主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却有无数主子——所有可能改善其处境的人都是他的主子。”

　　二

　　对于传统，先生并不一概抹杀：“传统思想，在其开始大都是合理的，一旦成为传统，它的惰性就越来越多。革命与改革在于对惰性的鞭打，鞭打的过了头，抛弃了其中的合理内容，传统又会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起来。”他指出：“在新旧文化的递嬗中，有些不该剥落的民族文化被剥落了。”同样，对新陈代谢也不应做机械的理解，“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客观法则，拔苗助长的人为的新陈代谢却会给事物带来破坏”。“新陈代谢，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更新，而是局部地更新，那些还有生命力的‘陈’仍然要发挥它的功能，再为下一步的新代替。”对于儒学，先生的评判也是一分为二的：“儒学是抗拒腐败的，但儒学的官僚政治是不可抑制的腐化剂。”“自己做错了是自己这一代的事，却要推到老祖宗身上去，又找到两千几百年前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子身上去，因为事隔百代，尚有他们的社会基因。”

　　至于那些以反孔或尊孔为进身之阶的文化骗子，先生就毫不客气了。新儒学的某些拥趸奉孔子如天神，将儒学奉为通行天下的万应灵药，对这等似新实旧的冒牌货，先生下笔如刀，褫其华衮，示人本相：“这两年又来了一股新儒学的思潮，其实儒学已经‘新’过了好多代，这只能说它自身附会时代之新，决不是引导和发展社会之新。”“新儒学是时代和社会新了它，不是它新了时代和社会。”痛快！确实，在一个假货泛滥的年代，文化也需要打假，对那些打着新招牌兜售旧货色的文化贩子，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宗教的历史告诉我们，有信教的，也有吃教的，劝别人信，有时是为了自己吃得更好，而“最可怕的是旧的伦理道德转化为新的政治道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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