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一个史学家，先生更擅长从历史的视角来投射对现实的关怀，“舢舨与轮船不是东西文化的差别，而是历史进程的差别，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历史进程上的差别”。是东西文化的差别还是历史进程上的差别？在讲究“特色”强调“国情”的时候，若能设此一问，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也可以不攻自破了。当然还应该研究的是，为什么会产生那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因为“不了解国情可怕，被国情俘虏更可怕”。

　　陈先生主张：“要让历史自己说话，但历史学家还要说出历史没有说出来的话。”他进而指出：“让历史说话，还是要通过史学家来说话：《史记》是司马迁在说话，《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说话，《中国通史》是范文澜在说话。”陈先生的著述，就是陈旭麓在说话，尤为可贵的是他常能说出许多历史没有说出来的话。一句平常的话，一个普通的看法，经先生略加点化，就会变得不同凡响。事物的发展螺旋式上升，本是马克思主义常识，先生并没有拿这个原理来简单地图解历史，而能独具只眼，看到“历史是螺旋地前进，我们的历史螺旋得太多了”。学力不济，难通古今之变；不具史识，谈何一家之言。文字功底决非文字技巧所能造就，笔锋的强健，凸显出思想的力度。

　　三

　　做学问要超越他人不易，要超越自己更难。读先生的文章，会感觉到他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在溘然去世的前几年，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诗)文章的老成源于思想的精醇，读先生的文章，每每会为其中的神来之笔而叫绝，这种“神”是特定的时代和境遇，特定的气质和学养溶铸而成的。特定的东西无法复制，这种“神”难以口授心传，也是浅学后生很难企及的，望尘之余惟有心向往之而已。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诗)时代的激流，坎坷的人生，都可以在陈旭麓的著述找到它们的印记。先生明言：“要求做真人则可，要求做完人很难，因为世界上有真人，不一定有完人。”先生不是一个完人，却不失为真人，他对自己的苦恼并没刻意掩饰，《浮想录》时而也会透露出一个老人的苍凉之感：“‘逆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生，’只是青壮年的先生，对老年却是追不回的逝波。”他也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潜网而痛心疾首：“是是非非总折磨，为人为己两蹉跎。”其实做个真人也不易，真人容易较真，有时现实却让他们有理没处说：“说有理论工作者不讲理。其实不是不讲理，而是在编造理，或者他的理是以‘势’为转移。”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讲理实质上就是以势为理。理须学问，势则依权，以理可以服人，以势可以压人。然而，理之充分总不如势之强悍，心虽服理，行则服势，在病态的环境下尤其如此。“时代已经走出了中世纪，可比中世纪还狠毒的权力又回到了当代一些权力者的手里。”所以先生也不得不叹道：“在这个世界上，既要昂首做人，也要会低头处世，不会低头处世就得挨鞭子。”甚至不无凄楚地写道：“脸上绽开笑容，心里却在哭泣的人们永远不会消失。”“可以说清楚的东西而不让你说清楚，那就沉默，永久的沉默。”

　　当然，思想不会沉默，思想者也不会甘于永久的沉默，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消沉，更没有“自己折磨自己”。文章苦而后工，亦未尚不是幸事。“已谙世味应忘我，却念国殇总惜才。”在学子的身上，他看到了生命延续的曙光，以自己的行止和史笔书就了自己的墓志铭。学者以学问说话，史家以史著立身，先生晚年学术上的爆发正是对世道不公最有力的反击。

　　人生在世，有穷有达，达不可有傲气，穷不可无傲骨，穷达之际，品位立判。《浮想录》的字里行间时时发散出一个湖南汉子的硬气：“宁可因反对而招人嫌，不要因乞求而招人嫌。”“当你被诬指为‘错误’的时候，你就坚持‘错误’走下去，以回敬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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