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纸上的“漂泊者”

　　●“作家应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而我们的作家，长期以来缺乏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没有大精神，绝没有大创造。”

　　●“建立等级，建立圈子，分头买卖，或联手买卖，是当代文坛的恶习之一。批评家不甘寂寞，没有独立的声音，首先在于缺乏独立的身份。”

　　●“我始终认为，文学与社会、时代的关联非常重要，无论从事创作还是批评，甚至文学史的写作，也不能脱离这个要求。”

　　想要采访学者林贤治，认识他的人说，他不用手机、不上网，下午三点之后打他的办公电话吧。他的同事撰文称，他过简单的生活，穿布衣，吃简单的饭菜，步行上班，除了中途拐进书店之外，别无其他娱乐。他每夜工作到两点，不能设想一天什么事没干就上床睡觉。他在书斋里进行“纸上的革命”。

　　在林贤治的著作里，有多部关于鲁迅，在学界颇有影响，而他仅参加过一次鲁迅研讨会，并在公开场合表示过纪念会与鲁迅没任何关系。他说:“在我一生中，碰到鲁迅，唯在心里感念他，但我不认为自己的感受可以通过说话传递给别人，也不认为我的书能对别人有什么影响。”

　　他把语言形式概括为三种:独语式、对话式和宣讲式。他说自己是属于独语式的，但又总是要“探头探脑听听窗外的声音”。

　　他关注国内外的知识分子，而他们大多具有同一种身份:漂泊者。在他看来，漂泊是自由的隐喻，知识分子永远有不安定的灵魂。他对这个词有些偏爱，而自己却总想抓住一个根基，所以自称为“脆弱的二元论者”，说是“我也只是爱言论的”。

　　鲁迅是我灵魂的保护人

　　记者:无论您对鲁迅的研究还是对于诸如美国诗人惠特曼、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等的评论文字，关注的都是他们在知识分子身份之下的写作及实践活动。这是否也体现您对写作的理解？

　　林贤治:我在农村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没念过大学，农村生活对我的教育很大，这是我的基础教育，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教育。第二，我在中学时代就受到现在称为“左”的思想路线的冲击。在中学写过很长一段时间思想汇报；“文革”时，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也被批斗过。这对我也是一种教育，创伤记忆不那么容易平复。

　　所以，当我有机会拿起笔写作时，很自然地关注社会底层和社会变革问题，因为我深感这是与我的来路和去向密切相关的。文学很宽广，很丰富，是多元的世界，有不同的题材和主题，我愿意选一条曲折的、隐蔽的小径。

　　而我，实在称不上知识分子。我不是个勇敢的人，只是曲折地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已。而对那些敢于为底层、弱势者发出勇敢声音的人，我始终是敬佩的。

　　记者:《人间鲁迅》出版后，有学者用“过分偏爱”评价您对鲁迅的态度；后来又有批评家称您是鲁迅的“凡是派”，而您对此的回复却是“荣幸之至，只是愧不敢当”。为何您对鲁迅如此“痴迷”？

　　林贤治:鲁迅是我的灵魂的保护人。在《一个人的爱与死》序言里我写过，在我的阅读里，多一个鲁迅与少一个鲁迅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很多人不读鲁迅，不懂鲁迅的处境，因此会盲从个别权威，附和这样那样的说法。鲁迅自己也认为，他的书如果不到三十岁，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很难读懂。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人生中没有苦痛的经历，没有承受过社会压力，是不懂得鲁迅的，说实在，他也没有阅读的需要。

　　鲁迅对我而言，不是一个符号，是活生生的人。我觉得，在他身上有人类非常稀有的品质。一是对弱势者的爱与同情，这点非常突出，也是他思想的基础。第二点，对强势者、权力者的对立、仇恨和反抗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他身上也很突出。鲁迅是极端的。他反顺从、反中庸、反妥协。在他身上，对弱势者的同情和对权势者的仇恨合二为一。一个人，当他跻身上流社会，而他的精神家园还在底层，这非常难得。高山仰止，我愿意终生追随。

　　鲁迅身上斗争的韧性也很突出。一般人，激情来的时候，愤慨几分钟，而后热度就迅速消减，忘记。而鲁迅不是，他永远记住，而且永远为之奋斗，不会终止。他的斗争精神，是为人类的进步而斗争，不是为斗争而斗争，而是为爱而斗争。

　　上世纪80年代末写完《人间鲁迅》，我把很多书送人了，我原以为自己不会再碰他，会做别的事情。结果到现在，老是绕不开他。每想到什么问题，总会想到他，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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