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改革开放以后，鲁迅研究开始步入了真正的繁荣和多元化的格局，学人在时代学术思潮的推动下，从一开始侧重于“主题研究”，转向后来颇具学理色彩的“实证研究”和“文本研究”，走上一条愈来愈精细的专业化之路。学人的辛勤劳作，换来了累累硕果，鲁学研究专著不断面世，构成新时期一道非常醒目的风景线。然而，鲁学学术研究繁荣的背后，却潜伏不容忽视的隐忧，即这些促使鲁迅研究学术化、学理化的种种努力，导致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这种价值取向渐渐使鲁迅研究丧失把握现实的能力，无法为我们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环境提供意义支持与有效解释。正是居于此种考量，郝庆军提出了“重估鲁迅杂文”和“重返政治领域”的学术主张。他的学术专著《诗学与政治：鲁迅晚年杂文研究（1933-1936）》正是这一学术主张的集中体现。
郝庆军提出“重返政治领域”，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预设：“任何文学形式都是它所处社会历史具体环境的产物；而且文学形式所含蕴的视野与眼光，所提供的思维方法与言说方式，所展示的思想路径和情感面相无不具体而微地表征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与风致。”解读鲁迅，如果仅仅从学理的研究角度是不足以挖掘鲁迅思想及其作品的丰富蕴涵，甚至也无法真正懂得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精神及其作品是在与各种不同文化思想的竞争中生存并发展起来的，是在对中国现实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独立阐释中予以丰富的表现。因此，“重返政治领域”，就是要把鲁迅研究从封闭的“主体研究”、“文本研究”和孤立的“实证研究”引向现实空间，引向意识形态所赖以形成和展开的广阔领域，引向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复杂动态过程之中。而“重估鲁迅杂文”，这就意味着重新发掘杂文这种文学样式是如何在鲁迅的文化实践和话语实践中生长发育成一个大的文类形式，杂文所内敛的诗学机制与鲁迅活跃而充沛的思想激情之间的关联。诗学使鲁迅的思想怎样成为言论，成为话语实践，而对现实的诗学回应又如何反过来规约着鲁迅思想的向度和框架。这就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开阔的研究平台，即诗学与政治、文学与历史、话语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与探讨，才能打破鲁迅研究的封闭性和自足性，使之重新与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才能重新还原鲁迅与那处时代的各种文化思潮对话和论争的现实语境，具体观察在对话与论争中鲁迅的独特思想和批评方式怎样得到传播和发展的。从而真正触及鲁迅精神“活”的灵魂和杂文文体所焕发出来的别种的美学魅力。
首先，郝庆军选择了一个好的课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即他对鲁迅晚年的杂文创作研究放在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关节点——1933年《申报·自由谈》副刊革新上。鲁迅在这个副刊上共发表杂文约147篇，结集出版了三本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因此，郝庆军先生这个观察视点的选择是很有眼光的，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他可以透过鲁迅与《申报·自由谈》副刊缔结不解之缘的关系的探讨，深入观察鲁迅在同其他文化派别的论争中，形成一个怎样的文化空间，鲁迅又是怎样使用并发展了杂文这种文学样式，如何把握现实世界，梳理话语脉络，形成言论空间，争取舆论资源。郝庆军先生注意到，近些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公共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这两个理论话题的探讨热潮，前者源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阐述，后者来自美国学者安德森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学理建构。不可否认，“公共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探讨，确实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报刊研究热的出现，它们使人们关注到“公共领域”原则上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它可以由各种对话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由于强调报刊和印刷在构建民族国家的想象中起到重要作用，而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宏阔的视野和“乌托邦”式的想象。显然，郝庆军对《申报·自由谈》“言论空间”的讨论，也是有受到这两个理论的影响，从而打开思维的论辩空间，但就国内学术界目前存在着对两个理论的“过度阐释”，他却抱以清醒的学理警觉。他认为，哈氏所谓的“公共领域”与中国的“公共空间”是有着天差地别的：“其一，在哈氏那里，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的公众开放，而中国近现代社会中能够读书看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民众只是‘沉默的羔羊’；其二，哈氏认为‘公众’既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结合，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这在现代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有‘集合’和‘结合’，等待的往往是枪弹和水龙头，倘若偶尔表达自己的意见，轻则报刊停业，书店关门，重则便像史量才那样死于非命；其三，至于像‘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之类的美好约言，在风沙扑面虎狼当道、民族危亡生民不堪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更是妄想与说梦。”同样，他认为安氏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太过倚重主体的“想象”，主观臆断成分很浓，未免失之严谨。对此，他很赞赏杨义先生关于中国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实践的共同体”的理论主张，这是由于中国是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在血与火、痛苦与奋斗，在一次次危亡中挣扎若干而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不是靠想象来维系，而是在实践中逐渐建构起来的。据此，郝庆军以为《申报·自由谈》革新在文学上产生的影响至少有三点：（一）《自由谈》编者由黎烈文替代了周瘦鹃，编辑风格为之一变，由“游戏文章”大多变为谈时事、议时政，切近现实，有关痛痒的杂文；（二）推动了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鲁迅等左翼作家借助这一大众传媒，突破各种禁锢，展开论争，把自己的声音和思想更广远地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三）促成了鲁迅杂文样式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成熟，遂致引来效仿，造成“杂文热”的意外局面。在这部分的文字论述中，郝庆军先生特别针对新时期以来学界有部分学人对晚年鲁迅的种种“非议”提出质疑和批判，他说：“如果沿着历史的纹路细细寻绎，不难发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群现代知识分子在探询中国独立富强之路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共产党走到一起，并发现唯有此路才能切实拯救中国，并非偶然之举。尽管有的学者羞于谈及鲁迅与共产党的交往，耻于谈及鲁迅对苏联的向往，仿佛这样会伤害鲁迅，损害鲁迅的形象，但事实上鲁迅在30年代已经开始研究并渐渐信仰共产主义，这也是毋庸讳言的。值得反思的倒是：什么力量和习惯势力致使鲁迅30年代的红色言行成了新的‘话语禁忌’？学术潮汐涨落得如此之快倒更耐人寻味。”
其次，郝庆军对鲁迅晚年杂文诗学机制的探讨，是从叙事话语与修辞策略两个层面展开论述的。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的杂文较以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篇幅短小，字数少则三五百，多也不盈千，鲁迅也称其为“短评”；二是内容上由先前的文明批评多转向社会批评和时事批评，并注的重点大都是当下的实际问题，话题重心由谈古转向论今，由思想层面的论难转向国家民族兴亡的关注；三是文字的风格和叙述方式也随之有了调整和改变。有鉴于此，郝庆军先生就鲁迅的“短评”展开叙事学层面的论析。这类“短评”在叙事方式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摘引报章，然后稍加分析疏解，使笔下批评的现象自行暴露原形，彰明于天下。如果说摘引那些报刊文章是一种“原叙事”，那么鲁迅对这些叙事话语的重新排序、组合、分析、注疏、引申、发挥等便成为一种“再叙事”， 于是这类杂文便形成了一种“叙事——再叙事”双层结构。从叙事结构看，它可分为“平行叙事”、“逆向叙事”以及“批评的剖析”。“平行叙事”中的“平行”，其实就是一种对举关系。“平行叙事”就是两条叙事线索次第展开，互相映衬，互相说明，意义自然凸显。而“逆向叙事”则是反其道而行，南辕北辙，你东我西，正话反说，大唱其对台戏。“逆向叙事”实质上是一种冷嘲，或者反讽，只不过这种冷嘲与反讽是以叙事话语的形成出现，在对现有的话语秩序施以颠倒中达到讽喻的效果。“批评的剖析”是作者借诺斯罗普·弗莱的《批评剖析》一书的学术术语。他说：“批评是一种叙事，对批评的剖析便是一种再叙事，这两种批评话语的对话、碰撞、甚至交锋的方式为鲁迅提供了一种新的场域和视野，使他的杂文更切近地进入现实的思考，快速做出有力的分析判断，及时回应变动的社会思潮，进而把自己的新思想与新观点回馈到社会大众之中，参与到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与现生产中来。”从这个意义看，鲁迅在杂文中的“批评的剖析”不仅是一种叙事话语分析，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分析。
在鲁迅晚年的杂文创作中，修辞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它与鲁迅的思想和激情一起构成鲁迅杂文的完整风貌。郝庆军先生认为：“修辞策略既是形式的东西，也内蕴了作者的眼光、视野、美学趣味和思维模式，它规定了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理解生活的深度，表情达意的力度和思想发展的向度。”从这个层面而言，修辞策略在鲁迅杂文的诗学机制中也是占有重要的位置。郝庆军先生在鲁迅晚年杂文研究中首先关注的修辞策略是“戏仿”与“隐喻”。“戏仿”就其基本内涵来说，是指在新的语境中，模仿另一种语境中的话语，从而产生讽刺、嘲弄的效果。当然在诗学领域里，“戏仿”并不仅仅指称嘲讽性的模仿这一表层含义，它还指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深层对话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文禁森严的情况下，鲁迅能够通过“戏仿”，让人在文字的间隙中发现语言与现实、话语与社会之间的裂痕，让人重新审视现实，重新认识历史的真相和人性的复杂。至于鲁迅杂文创作中的“隐喻”运用，也有其独特的“法门”，就是他能够把不同时空中的人和事用同一个概念或意象聚集在一起，使之发生对比、互视，产生一种深层的对话关系。如鲁迅的《出卖灵魂的秘诀》，把胡适向日本侵略者献策谓“征服中国人心”，称之为“出卖灵魂的秘诀”，这个隐喻戳穿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甘愿为奴，散布失败主义言论，甚至为侵略者扮演“帝国军师”的险恶机心。可见，修辞对鲁迅而言，从来就是纯粹的技巧问题，也不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更多情况下，乃是一个突破话语禁忌，揭开语言迷障，进入话语中心地带的路径问题。
从修辞学层面，郝庆军还对鲁迅晚年杂文绘声绘色地刻画上海社会中特有的“动作”入手，深入挖掘这些“动作”背后隐含的殖民文化，“动作”执行者的思想灵魂，“动作”本身折射出扭曲人格。鲁迅描绘这些“动作”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殖民者、统治者的“动作”，是施加给殖民地人民的行为，如“推”、“踢”、“抄靶子”等；第二类是上海市民的“动作”，是殖民地扭曲社会、扭曲心理的反映，如“爬”、“撞”、“揩油”、“吃白相饭”等；三类是上海某些所谓读书人的“动作”，如“捐班”、“登龙”、“帮闲”、“吃教”等。郝庆军把鲁迅刻画这些典型“动作”上升到修辞学层面来看待，并称之为“动作修辞学”，这是很有创意的一种见解，其目的在于透过修辞学层面，“探究鲁迅在30年代上海如何通过观察上海人特有的行为方式和活动方式，来剖析上海社会，进行文化批判的”。30年代的中国，言论极不自由，鲁迅运用曲笔方式，描写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动作、行为，在对动作的实施者和动作的接受者之间矛盾关系的揭示中，展现一个社会阶层奴役、欺凌、剥夺、压迫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社会现实，揭开权势怎样形成，怎样被再生产，又是怎样施展，成为一个普遍的压抑关系，让人清楚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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