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存在的那些矛盾和它们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此一来，鲁迅拾取上海社会特有的、典型的“动作”，加以详加观察、研究、描绘、叙述，“既能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设置的语言封锁，绕过政府当局强行设置的言论限制，又为他在禁忌和开放的思想地带之间拓展出一片较为自由的言论空间，为其介入主流话语，展开社会批判提供了有力的语言支撑和美学能量”。因此，郝庆军先生关于“动作修辞学”研究，打开鲁迅杂文诗学的内在机制，揭示鲁迅杂文为何能够产生不同寻常的批判力量和思想锋芒。正如他说：“鲁迅在杂文中使用的‘动作修辞学’，固然有鲁迅个人艺术修养和思想境界的高度结合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现实和思想方式在文化领域、美学领域的反映。”
最后，这本书还有一种他人少有的特点，就是郝庆军以自己的赤诚之心与研究对象，燃烧在一起，熔化在一块。郝庆军在《后记》中很动情地说：“我是农民的后代，我来自社会底层，我的经历要求我的研究必须融入我对生活的思考，我很难做四平八稳的文章。”正因为作者是农民的后代，来自社会的底层，所以他很自然地走进鲁迅晚年的杂文世界，并且意识到重估鲁迅晚年杂文价值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重返政治领域”，而在论析的过程中，他紧紧抓住鲁迅的两个基本立场：一是苦难的中国立场，二是底层民众的立场。在此基础上，鲁迅动用其渊博的知识，去考掘支撑权势的知识岩层，给人看那知识崩断的一面，暴露其丑陋狰狞的面影，撕开权势与知识的隐秘的关联。如此一来，郝庆军独具匠心地解读和激赏鲁迅晚年杂文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独特观察视点、那种独特的言说方式，以及对现实和现象的那种超越力量。他说：“鲁迅杂文给人开启了一扇观察社会的窗口，给人展示了人们共同感受却无从表达的社会压制机制；鲁迅杂文穿越司空见惯的生活表象，开掘出隐而不彰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权力关系和压迫结构，让人在深入认识现实社会的同时产生深度共鸣，因而打动人、感染人。”这意味着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那些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性”标准，都不适合拿来衡量鲁迅的杂文价值。鲁迅通过他的杂文创造出另一种美学，这种美学风貌犹如郝庆军所说的：“它是伫立风沙里的大建筑，和飞翔在石窟岩角边的苍鹰带给人的那种壮美，是血沃战场与敌人博杀的战士，和奔突于大林莽中求生存的虎豹所表现出的悲剧美。”是的，这种连同自己也投入燃烧的火焰中的酷烈而伟美的感觉，何止只俘获一个郝庆军，其实也会打动每一位生活在当今有正义感的中国读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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