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重返八十年代” 视为近几年来的一个文化事件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在知识界少有较大规模“集体行为”的情形下，2006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主编的新版《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出版，给原本进行中的“重返八十年代”工作推波助澜，一时呼声鹊起、应者云集，蔚为思潮。但在短促爆发后又很快趋于平静，此情形和九十年代以后的一些讨论、思潮和事件一样。这个时代已经长久没有那种相对耐心持久、饱满结实的思想收获期。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浪潮逐渐回落时，我们在学理和问题的层面上讨论“八十年代”以及重返“八十年代”也许更有意义。

　　在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文化热”、“方法论热”和“小说革命”以后，“八十年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无论是八十年代行进中的及时评论，抑或八十年代之后的不断阐释(种种阐释不能都视为“重返”)，关于八十年代的论述始终是当代文学界一个持续的话题。在八十年代，文学、哲学、美学以及史学发挥了“先锋”的作用，这也是当年的一大特色。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已经迅速发展，但有明确“重返八十年代”意识的还是以人文学者居多，其中，文学研究界的重返已有不少系统的成果问世。 我们还注意到，在九十年代末期，不少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开始“重返八十年代”。 1999年岁末，韩少功的一篇谈话录《反思八十年代》触及到的一些话题也是近两年来文学研究界“重返八十年代”讨论到的关键问题 ，不少作家都不同程度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有所反思。相对于许多学科在“重返”中的缺席，文学界的写作者和研究者表现得更为活跃，“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事实上是重返八十年代这个事件中的主要部分。“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巨大的任务显然不是文学界能够独立完成的，但文学的敏锐，恰恰又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

　　“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我们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并不只是在当代文学史论述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断代”，不只是在“八十年代”发生过程中我们对“八十年代”的解释便已存在分歧，甚至也不只是因为新的知识谱系为我们阐释“八十年代”提供了新的可能，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所包涵的问题是与之前的历史和和之后的现实相关联，这些问题生在八十年代，却有“前世”和“今生”。在来龙去脉中“重返八十年代”，既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如果“重返八十年代”只是“反思”和“再解读”八十年代文学本身，那么这样的重返不仅局促而且也缺少洞察历史变革的宏阔视野和支点。因此，我以为需要尝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重返八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新时期”。有争议的“新时期”曾被分割成“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部分，也有以“后新时期”终结“新时期”的命名。我想，我们可以暂时搁置这些概念的争议，就表述的内容来说，“八十年代”作为“新时期”的一部分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与“新时期”紧密关联的则是“文革”，当我们讨论八十年代文学时，势必牵涉到“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无疑会连带到“十七年文学”。这一关联性的研究，也正是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叙述和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讨论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关注“八十年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写作的变化以及文学批评的分歧，其实仍然没有能够避开“新时期”与“文革”相关联的若干重要问题，新世纪关于“纯文学”的争论，既是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也是回到“文革”结束后文学的基本问题上。

　　我们通常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阐释“新时期”与“文革”的关系的。在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述中，“文革”始终是一个显现的或者潜在的参照系，因此而有“拨乱反正”，也是文学之所以被称为“新时期”的根据。于是，“八十年代”作为文学史的“断代”意义也即彰显出来。这样的论述经由对“文革文学”的否定，在相当程度上将一些贯穿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搁置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种“断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关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研究，关于“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联研究，包括“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十七年文学”与“延安解放区文学”的关联研究，都有鲜明的意识而且富有成果。但是关于“文革”和“新时期”的关联研究却始终没有深入下去，因此，我曾提出一个问题：文学是如何从“文革”过渡到“新时期”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从“文革”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中挖掘积极的因素来论述“新时期”到来的必然性以及历史断裂中的进步力量。比如，对极左思潮的抵制和反抗，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地下文学”或者“潜在写作”等都在文学史的论述中获得了积极的评价，这些论述虽然未必都是着眼于我所说的“关联”研究，但多少弥补了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断裂”。

　　因此，在我们的视野和叙述中，八十年代文学的“新”是和前此的文学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路径，用南帆的话说，“人道主义、主体、自我、内心生活是文学理论撤出激进主义革命话语的通道。” 这条通道如果用简单的概念来加以描述，那就是“纯文学”，“纯文学”集纳了八十年代文学的最基本方面。在今天的种种当代文学史中，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论述虽然不尽相同，但从“纯文学”的概念出发选择和评价八十年代文学是相同的尺度。因此，对“纯文学”的反思，实际上即是对八十年代文学及前后相关问题的反思。 围绕“纯文学”，我们可以牵扯出更多相关、类似的概念：人性、个人主义、形式、新启蒙、现代派、先锋、寻根、知识分子、精英等。在这样的通道之中，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有许多我们过去耳熟能详并且是我们思想生活、审美活动中的许多概念和词语被搁置甚至被遗忘了：革命、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文化、工农兵创作、样板戏、史诗等。这样的状况，事实上也包含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激进主义革命话语与纯文学。

　　在今天的语境和知识谱系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当年以及在后来一段时期里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处理过于简单了。纯文学的历史不仅不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全部，纯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也非文学史论述中的那样单纯;同样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已经无法对八十年代文学做贯穿到底的概括，而我们曾经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或者因为纯文学的胜利而被搁置的一些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又重新抬头。发展的路径不同，但问题的基本面仍然在那里：政治、革命、社会主义文化、文学体制、阶级和阶层、世界观、宏大叙事、工农兵写作、知识分子与大众等又以旧貌新颜和我们遭遇。毫无疑问，八十年代延续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中，但这只能是笼统的说法。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是共同的记忆，但不可否认，每个人的经验是有差异的，与其说我们仍然生活在八十年代，毋宁说我们生活在关于八十年代的纪实与虚构之中。当我们和那些死而复生的问题再次遭遇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八十年代和我们的想象并不一致。

　　巨大的落差在在九十年代的变化之中。张旭东在为《幻想的秩序》所作的自序《重返80年代》一文，有比较多的篇幅是在谈“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关系。“‘80年代’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则’已成为‘后新时期’都市风景中无家可归的游魂。”因此他有一个“信念”：“90年代学术思想不但是80年代‘文化讨论’的发展，更包含着一个文化思想史上的未完成时代的自我救赎罪。”这个理想的状态是：“如果80年代西学讨论为某种隐晦的‘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提供了一个话语空间，那么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题中之义就是：通过对西方理论和意识形态话语的细致分析去破除思想氛围的幻想性和神话色彩，从而为当代中国问题的历史性出场及其理论分析提供批判意识和知识准备。” 用这样的视角看，张旭东揭示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演变轨迹：“对新的思想空间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下意识地赋予了那些新颖的符号、叙事、话语和意识形态表达以一种感官的丰富性和刺激性。换句话说，‘文革’后中国的社会欲望在寻找其象征的表达时发现了‘西方理论’，而这种‘欲望化的象征’的物质规定性和意识形态内容都要求将其自身以‘审美’方式重新创造出来。然而80年代文化热和西学热所带有的强烈的审美冲动和哲学色彩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文革’后中国思想生活追求的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这种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形态在如今的‘小康社会’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获得了更贴切的表现。但在历史展开之前，其抽象性和朦胧性却找到其美学的本体论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变成了90年代的感伤主义序幕，正如文化热暴露出一个反乌托邦时代本身的乌托邦冲动，标志着一个世俗化过程的神学阶段。”以援西入中的方法论来阐释八十到九十年代的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角度，确实也与我们在八十年代关于现代化的想象方式和内容比较吻合。如果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武器大致来自于西方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段文字来解释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何以会有这样的面貌：世俗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宏大叙事等。

　　但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经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在知识分子与历史和现实所构成的复杂场景中，文学写作的复杂性已非一种理论和方法可以阐释。“纯文学”在后来的发展无论是自身还是它的语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失去了从严格角度来论述文学发展路线的可能。以写作实践而言，在文学一方面表现出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等现代性文化特征的同时，精神性、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宏大叙叙事仍然作为八十年代的一个传统延续下来，而处于“中间”状态的以及反映了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创作也呈现了另外的面貌，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莫言、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一批作家的创作都出现了一些异样的质素。对这些作家的评论已经不能按照八十年代的“纯文学”的尺度来衡量，如果这样，一种批评的困窘就出现了：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对这些作家的批评常常停留在八十年代的理解之中，而这些理解现在看来只能是我们观察和评价八十年代文学的一种框架。

　　文学在九十年代的变化其来有自。似乎在“新写实”的命名之后，我们就再也不可能统一地论述八十年代文学了，这种状况其实在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来叙述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文学时业已存在。在这样一个以时间为线索的现代性叙述中，八十年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已经被简单处理了。比如说，在这样的叙述中，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必须“单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外的小说就不被重视;如果只把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的小说归属到“寻根文学”，他们的非“寻根”创作也常常被忽略，等等。许多作家被剪裁了，许多在思潮之外的创作被批评界忽视了。在这样的序列中，“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也被视为对立的思潮，这两种思潮在回应西方现代性时的复杂关系被简单化理解。

　　回溯八十年代文学写作的路径，可以发现文学“方法论”的同一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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