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表明，“纯文学”的边界其实在八十年代就远比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论述更为广阔，而九十年代以后“纯文学”边缘化的遭遇出乎我们的想象和预料，由此造成的落差让我们手脚忙乱失去了定律。“纯文学”在九十年代以后的遭遇并非“纯文学”本身有多少致命伤，而且并未在八十年代的基础上往后倒退，相反，呈现了汉语写作的新的可能性，只是因为它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它的价值并未边缘化。在这个变化中，“纯文学”的部分“虚假影响”开始消失(我认为我们应当承认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影响有些是虚假的)，同时作家和批评家也还没有能够找到和现实相对应的方式。在文学的“乱花”之中，“纯文学”之外的创作也挤压“纯文学”，文坛因此纷扰。当我们以“纯文学”的标准对待其他创作时，其态度颇有有点像新文学时期对待“通俗文学”一样。所以，我们在坚持“纯文学”的基本价值并且也“与时俱进”时，可能需要以“大文学史”观来看待文学的格局。

　　如果顺着前面张旭东所描述的那个轨迹，我们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以后的“世俗化”过程是八十年代现代化想象展开后的必然。这已是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的一条历史轨迹当然，在知识界同样有人士对八十年代的理解着重在理想主义而不是社会欲望方面，因此在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时，又将如何对待“市场”、“世俗化”、“大众”等问题作为考验知识分子品格的关键。当年，知识分子对计划经济的挣脱对市场经济的向往，是与“新启蒙”和“纯文学”的核心价值相吻合的，通常把市场视为自我实现、民主自由的“归宿”。那时对市场经济的想象和向往忽略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消费主义等新意识形态将不仅世俗地解释了知识分子倡导和坚守的那些精神准则，而且彻底冲击了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现代化想象中确立的身份和话语权以及知识分子话语曾经具有的普遍意义。九十年代人文精神的提出和讨论就是在这一直接背景下产生的。

　　在这样一个大的变化，知识分子“批判的话语文化”遭到挑战，知识分子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也遭到挑战，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改弦更张，而“纯文学”的处境和演变、作家的困惑与选择也只是这个大格局中的一种。这一状况是否只是因为“市场”和“新意识形态”的冲击?是否只是因为有了“市场”和“新意识形态”，我们才会发出“知识分子都跑到哪里去”的感叹?我想，这是我们以八十年代文学为中心在整体上论述当代文学史时必须考虑到的问题。

　　在我们曾经有过的思想共同体中，“新启蒙”和“纯文学”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专制主义而产生的，这是八十年代许多思想和设计的基本背景，也是知识界和文学界的共识。“新启蒙”的夭折以及“纯文学”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危机，在许多论者那里归咎于知识分子和文学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当代中国历史中的问题显然不是用“专制主义”能够简单表述清楚的，当我们把“新启蒙”或者“纯文学”的出发点局限在反抗专制主义及相关方面时，尽管这个出发点是必要与合理的，但已经出现了疏忽当代历史复杂性的危险，出现了疏忽社会主义文化复杂性的危险;疏忽了这些复杂性，“批判的话语文化”无疑在形成之时就有诸多先天不足。

　　我们应当记得，“新启蒙”和“纯文学”即便在八十年代也曾和现实构成过紧张的关系。蔡翔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另外一个“八十年代”：“20世纪80年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充满激情的时代，相反思想斗争乃至政治斗争仍然存在，有时候，这种斗争甚至显得非常残酷”。“在一些敏感的领域(比如，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知识分子话语仍然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强烈阻击，甚至政治手段的压迫。” 在这个紧张的关系中，当年“纯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现在也坦陈“去政治化”背后的策略考虑，一些研究者把这种策略看成是以一种“政治化”的方式“去政治化”。如张旭东所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当新的知识生产和消费方式使‘西方理论’变成经院哲学的今天，它往日的社会政治含义和企图才变得昭然若揭。一般而论，”“如果说物质资本的积累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分化，那么符号资本的积累也必然在符号和话语空间的内部为自己作出日益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说明。” 我们现在或许能够看出当年“纯文学”去政治的片面，而且也可以从种种文本中分析出“政治”的意义，但我们显然不能忽略在当时“去政治化”的必要。这样的价值判断是不能模糊的。如果当时没有回到文学自身这样的期许，文学是不可能从阴影中走出的。这正是文学与当时语境的复杂关系之一。就文学而言，这里涉及到政治与审美、个人与社会、内容与形式等诸多关系，而最为核心的问题，我以为是对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化背景的认识。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想象和实践的一部分，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认识都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演进密切相关。当我们不断把“现代性”这个概念引入文学史研究时，如何定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别是如何定义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是至关重要的。尚塔尔•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中说：“关于社会主义理想，问题似乎就在于与现代性的规划密切相关的进步这个观念上。在这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一直关注文化问题的后现代讨论已经开始转向政治。”他因此认为“现代性必须在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界定，因为正是在这里，社会关系才得以形成并被象征性地安置。”

　　显然，当我们在文学史论述中考察文学的文化语境时，已经无法将八十年代文学的背景孤立起来，它与之前之后的关联，正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形成和变革的全过程。我这里借用了雅诺什•科尔奈的概念，他对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论述，特别是对“政治改革”的论述，对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颇有启示 。在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如果我们把“八十年代文学”置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与变革之中加以考察，可能会使文学当代历史的复杂关系有更多的揭示，而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学史所缺少的。

参考文献：

　　1. 在20世纪尚未结束时，我们通常会说“八十年代”和“80年代”，新世纪后又通常会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或者“1980年代”，为了叙述的方便统一和尊重约定俗成的习惯，本文通称为“八十年代”。

　　2. 如程光炜的系列论文以及他和李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专栏等。有些论文，虽未明确说是“重返八十年代”，但对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的演变等论述深刻透辟，如南帆的《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蔡翔的《何谓“纯文学”》、《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等。

　　3. 韩少功在这篇访谈录中对八十年代启蒙中思维的简单化等问题多有反思，在这前后，韩少功的一些思想随笔以及他与笔者的对话录等对八十年代的诸多重要问题都有新的见解。

　　4. 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5. 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可以视为“重返八十年代”，而且是一次深度重返。李陀在《漫说“纯文学”》以及蔡翔在《何谓“纯文学”》中已有相当精彩的论述，我这里就不再赘言。

　　6. 在张旭东看来，“支持这种由西(学)返中(国问题)的理论探索路径和文化普世主义态度的是一种开放进取的精神，是敢于超出‘自我同一性’樊笼，在‘他者’中最大限度地‘失掉自我’，以便最大限度地收获更为丰富的自我规定的勇气和信心。”《重返80年代》，《批评的踪迹》，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1版。

　　7. 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8. 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

　　9. 雅诺什•科尔奈认为：“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观念在改革阶段还是被完整地保存着，其他思想领域则经历了反复无常的修正。变化主要发生在对私有财产和市场功能的看法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试图树立起一种英雄式的牺牲精神。但在进行时，意识形态已将英雄观念替换成了享乐主义观念。执行纪律的观念开始淡化，转而提倡要为人民提供物质刺激。”“与经典意识形态相比，改革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一座一致性要差得多的精神大厦，它包含许多内在的矛盾性。”《社会主义体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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