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家而言，生存状态决定精神状态

　　记者:您前不久评价当代文学时称“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还在文章中用平庸、低俗、粗劣形容其整体品质。在您看来，文学创作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林贤治:对一个时代文学的评价，作品是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为什么我们至今反而写不出现代文学中那样的作品呢？当我们谈起原因时，就会归咎于文化制度、时代条件等等，那都是理论分析；但是作为依据，唯一的就是作品。《阿Q正传》作为中篇，依然代表了小说的最高水平。它的思想容量，对大时代转变的表现力，对中国国民性格的描画，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高度，而且写在上世纪20年代初，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散文中的“周氏兄弟”，戏剧中的《雷雨》、《日出》，都是不易超越的高度。谈到诗歌，我认为抗战时期的艾青和上世纪40年代的穆旦是很好的。虽然北岛的诗在上世纪70年代以比较自由的现代诗的形式，很好地表达了一种反抗的愤懑的情绪，比较出色，但是数量太少了。而且，从作为诗人的生命气质及文化素养来说，他也比不上艾青和穆旦。我认为他的诗，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就基本写完了。

　　对作家而言，生存状态决定精神状态。生存处境几乎决定性地影响一个作家。中国稍有名气的作家都在作协系统里，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生活。完全游离于当代人的生活。为什么人类问题，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他们思考得那么少，而且也没有人能把自己的思考放进作品中？作品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缺乏，非常单薄。一部作品是否厚重有分量，首先看其思想文化内涵，其实表现形式也是讲内涵的。讲到表现形式，连语言都不过关，遑论其他。

　　从2003年开始，我每年编一本《文学中国》，得看很多中短篇，个人认为比较好的小说极少。很多都是在讲故事，把故事编得好看就算完，如果这样，我觉得把做小说家看得太容易了。

　　文学既要关注日常生活，也要关注精神生活。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而我们的作家，长期以来缺乏一种独立的、自由的精神。没有大精神，是决没有大创造的。

　　记者:有评论家称，我们对同代作家的批评过于苛刻，所使用的文学标准仍是“五四”时期的标准，故而认为当下文学作品无经典。对此您怎么看？

　　林贤治:首先，“经典”这个词使用在当代文学上是不合适的，因为除了内容、形式达到一流之外，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不是几个名流说它经典就是经典了。

　　其次，现代和当代虽然有不同的语境，需要我们区别对待，但是对于文学的要求，还是有一致的标准。这个标准，比如说，如果一个作家，对社会的进步，对于人的生存状况不关注，我们能说是好作家吗？第二，不谈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有多大的创造，就看语言吧。文学的第一要素，说到底是语言。从语言中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修养、个性和作品的品质。但是，我认为当今作家的语言，在这几十年中受到的污染非常严重，又缺乏自觉的训练，带有大量的杂质，非常不纯净。

　　文学标准永远在那里，不存在标准出问题，不存在现代文学有现代文学的标准、当代文学有当代文学的标准。标准是千古不易的，只有一个。我们对当代作家的态度真的特别苛刻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即使把写作看作一种手艺活，我们也没有做好。

　　当下批评家缺乏独立身份

　　记者:在《平民的信使》一文中，您也对当下的“批评家”进行了批评。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

　　林贤治:我认为中国当今没有好批评家。好批评家既要体现文学专业的水平，又要跟整个时代、社会的进步要求相联系，两者不可或缺。我们的批评家尤其不具备后者。即使谈专业，这其中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批评学院化，严重脱离社会乃至文学创作实践，脱离文本的肌质，过分理论化；另一方面，批评家普遍缺乏创作经验，缺乏批评所必须具备的鉴赏力。并不是说没有创作实践的不能进行文学批评，我只想强调说，对于艺术敏感的培养是不容易的，鉴赏是批评的初阶，仅仅懂得操使一套名词术语还不能说是多么“专业”，相反容易产生弊端。你看作家做起批评来多么漂亮，伍尔芙的《论小说和小说家》、《普通读者》多么漂亮！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多么漂亮！

　　此外，当今的批评家往往与媒体和出版部门攀相好，他们有共同利益，组成小圈子。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迅速市场化、商品化，于是批评也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建立等级，建立圈子，分头买卖，或联手买卖，是当代文坛的恶习之一。批评家不甘寂寞，没有独立的声音，首先在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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