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树藩经营实业失败而导致出售藏书，这是直接原因。关于陆树藩出售百百宋楼藏书，我曾探索有年。有次偶尔读到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在陆树藩条目下有如下一段话:“曾在上海经营湖丝。因亏欠巨款，将其父之藏书，尽数卖于日本岩崎。”这是个重要线索。我与桢基先生相识通信多年，由于他是陆心源的玄外孙，属陆树藩一支，遂将陈玉堂关于陆树藩的“经商失败售书说”告诉了他，同时告知是年10月底在宁波将举行“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我将撰文与会，并向他请教了几个问题。不久接到桢基先生《潜园遗事》书稿中的《百百宋楼事件》校样稿和日文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新版本)中有关售书经过的复印件。他在附信中说:“先生引用时请参考选用，并请注明参考将出版《潜园遗事》一书即可。”后来我撰就《湖州百百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及建言》一文，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陆心源在世时，在上海曾办有缫丝厂、钱庄，在湖州亦有当铺多家。陆心源于光绪二十年(1894)逝世后，开始家产未分，后由陆树藩做主，上海缫丝厂由陆树藩经管，上海钱庄由其大弟树屏经营，当铺则由湖州管家配合二弟树声经管。……由于陆树藩其时在苏州当官，故上海陆家的瑞纶丝厂主要依靠原在当铺的管家沈联芳管理。不久，陆家遭到破产的厄运，主要是当时日本发明了人造丝，大量向东南亚倾销。江浙丝商因东南亚市场为日本人造丝所占领，故生丝丝行纷纷倒闭，陆家所经营的瑞纶缫丝厂亦在倒闭之列。由于瑞纶丝厂占用了陆家的大量资金，故陆家钱庄亦跟着破产，此点无疑对陆家在经济上是个很大的打击。陆树藩只得变卖上海的动产与不动产以偿债，但尚不敷所欠。加之，陆树藩因办庚子之难京津救济会等赈捐慈善事业赔资，负债累累，急需偿还，又兼上海、湖州两个大家庭生活所需，故出售百百宋楼藏书是势所必然的了。

　　应该说明的是，我这篇文章中所提“瑞纶缫丝厂”有误，应是“振纶洽记缫丝厂”，此厂是1900年由陆树藩从瑞纶缫丝厂抽出资金，另与他人集资合办的新厂，约倒闭于1903——1904年之间。

　　陆树藩在“庚子之役”中救援被难同胞，而造成巨额亏空，是导致藏书出售的又一重要原因。

　　1900年爆发的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之役，史称“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攻津京，使国家蒙耻，直接受害的则是京津的无辜平民和在两地的南方籍的官商平民。尤其是南方暂居津京的更惨。有的在联军进城前已只身或携眷南逃至河北南部及山东、江苏等地，因川资耗尽，贫病交加，滞留各地。而行动慢的，则被联军堵之于途，遭受劫掠、蹂躏、残杀。此等消息不时传向上海等地，凡有家人在津京的，无不父母倚闾、妻儿烧香问卜祈求平安。其时在沪挂职户部郎中、闲居在家的陆树藩从《申报》等新闻媒体得知上述情况，殊为留京的不少旧日南方籍的同事和商民安危担忧，因而与在沪的现职官员、归里京官及沪上名人、乡绅贤达、商界友人相商，决定成立救济善会，公推陆树藩为召集人，后为董事长，以营救滞留于途和困于津京的南方籍官商平民。

　　陆树藩的义举，首先得到上海申报馆的有力支持，成立“申报馆协振所”，受救济善会托劝募，代收捐款。救济总会成立稍后，在盛宣怀的协调下又成立了以源通官银号严信厚(浙江慈溪人)和济善堂庞元济(浙江湖州人)为首的济急协会。双方协商作分工，以陆树藩为董事长的救济善会主要任务是去京津组织接回滞留北地的南方籍官商平民。为此在天津设立接待站收容灾民，安排由海路乘轮回上海，然后再疏散返原籍。1900年10月16日陆树藩同善会同仁数十人携带大批粮食、寒衣、银两北上救援灾民，于同年12月16日返沪。先后营救回在北方的南方籍官员、商人、小工五千余人，运回“庚子之役”死难人员棺木一百三十余具，次年春开冻后又由新丰轮等运回一千余人，承平轮运回棺木一百具，合计由救济善会营救南归人员六千余人及棺木二百三十余具。

　　陆树藩此行经过，除《申报》续有报道外，他并逐日记有日记，称《救济日记》，有“光绪庚子仲冬上海石印”本。同时有北方孙乐园编辑的《京津救济总会图说》一书专记其事。

　　在北京陆树藩见到李鸿章，得到清政府赞助银两千两，并获准由上海招商局再派二船来天津接运遭难官商平民。

　　陆树藩主持营救前后达六千余人，其中相当部分为平民百姓。在先后运回二百余棺木中有四具值得一提，颇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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