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陆树藩为董事长的救济善会所做的事尚不止上述，此外还有对北方灾民发放平籴救济粮，开办医疗局，因尸体腐烂，时疫瘟病流行，组织药物，治病发药等等。这一切最后涉及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救济善会是民间临时救灾组织，李鸿章仅代表政府拨给白银两千两资助，陆树藩带队北上亦非捐款到位后再行出发，而是携带会董所捐银两及暂借垫款银成行的，此行又是步步荆棘，处处需钱。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及江浙共募得白银七八万两(未包括救济善会筹备时会董捐款数万两)，而实际开支远超出捐款所得，缺口由陆树藩与会董先行垫付。1902年救济善会结束，全部账目公开，由于捐款所入不足支出，加上外地士绅先垫之银亦需由总会归还，而其时总会已解散，所欠大笔款项就落在董事长陆树藩名下，这样一来陆树藩就负债十余万两。陆树藩先是出卖家中古董以偿债，尚不足负债数。二三年后，陆家在上海振纶洽记丝厂倒闭，连带陆家所开钱庄破产。陆树藩因救济善会而负下巨额债务，是后来出售家藏图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陆树藩因办理顺直救灾亏欠，经济上陷入窘境，是出售藏书的又一重要原因。1900年陆树藩在办理津京救济善会后，次年又应李鸿章之命，办理顺直赈灾的慈善活动，此事后由盛宣怀支持的济急善会所接办。但是由于陆树藩的善良和缺乏原则，曾将捐款中的五六万两借与他以为“来日有作为者”(宝子常太守即其中之一)，然而借款人未能及时归还，使他陷入空前的经济上的窘境。然而，这毕竟是一笔救难公款，直隶总督袁世凯“催索甚急”，为此陆树藩只能“到处腾挪”，但仍终难如数归还。在此情况下，幸陆之亲友，念其代人受累，质产为之弥补，尤其同乡世好范昌士代请“南洋巨商林君作保，向麦加利银行借得库平银万两”，言定“以一年半为期，行息六厘，扣至中国明年三月初三日为限”。在银行借款即将到期的情况下，陆树藩不得不赴京催讨前款，然仅“凑集四千余金，不敷尚巨”。但如果不能及时归还银行贷款，则“势必兴讼”，“否则洋人必控经手人及保人偿(还)”。宝子常太守亦为向陆借款人之一。而向银行还款，“今为期既迫，为事已急”，故陆写信给他“只得向阁下作将伯之呼”。请求“俯念前情，归清本利”。此信约写于1903年——1904年之间。

　　这样，我们可以大致排出一张时间表，陆树藩1900年办理津京善会亏欠巨款约十万金；1901年办理顺直救灾，违反财政规定，无原则借款私人而未能收回欠款约五万金；接下来是1903年——1904年之间其所经营的振纶缫丝厂、钱庄先后倒闭破产又欠下一笔债务。要摆脱这个困境，要养活苏州、湖州家中一大帮人，我想舍售藏书而外，恐怕别无良策了。

　　百百宋楼藏书东流，清政府难辞其咎

　　陆心源藏书东流，之所以在中国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我认为这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近代日本曾多次发动侵华战争，尤其是1894年中日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后又爆发的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之役”，使国人的危机感进一步加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百百宋楼藏书东流引起学界、藏书界的强烈震撼是可以理解的，并将百百宋楼藏书东流日本上升到传统文化流失的危机感，故而提出“保存国粹，匹夫有责”的口号。在此情况下，国人对陆树藩售书于日本人行为表示不满，有所斥责也是可以理解的。

　　百百宋楼藏书售于日本静嘉堂文库已经一百年了。平心静气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以为陆树藩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责任外，在某种程度上，这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是分不开的。当时清政府没有制定法令和规定，以保护中国历史文化遗产。1900年敦煌千佛洞佛龛倒塌，王道士修洞时发现洞中藏有两晋以来至宋初大批写本书、艺术品，估计不下二万五千多卷，包括儒家经典、史籍、经卷、契据等，是研究我国中古史、文学、文字学等方面无比珍贵的资料。对此清政府置之不理，任凭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各择其精者三千余卷盗骗捆载而去。至于百百宋楼藏书，张元济在《致缪荃孙书》中曾经谈到:“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间，百百宋楼书尚未售与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相国拨款购之，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竞不见用。今且悔之无及，每一思之，为之心痛。”故而我以为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难辞其咎。

　　作者：顾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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