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上映以来，好评如潮。什么文武兼备、动情动容，什么香港电影的华丽转身，什么历史哲学与江湖哲学的双重胜利……诸如此类褒语，不再赘言。不过，任何电影都是有争议之处的，即便是一部完美无缺的电影，也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更不用说像《十月围城》这样的新片了。

　　综合看来，一些对《十月围城》的质疑主要是两个方面，而且都是价值观层面的：其一，《十月围城》一直在宣扬“领导先走”的理念；其二，这些英雄们付出如此大的牺牲，竟然有的还不知道“为谁卖命”？在笔者看来，这两个争议，其实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么多的江湖侠士为孙文卖命，是一种献身还是一种奴性？

　　如果按照胡适先生的“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的理论，这些为孙中山先生卖命的英雄，不过是些奴才式的护卫。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胡适先生说这话的前提在于，他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改良者，而不是一个革命者。从现在的学术论语来看，胡适的观点基本是反对暴力革命的。这和晚清时期满江湖充斥的“反清复明”与“暴力革命”思想，本就是相左的，我们又怎能拿着胡适的观点将问题转移到革命与改革之争的问题上来呢？

　　如果这些江湖英雄持着“领导先走”精神，他们应该保护的是清王朝的鹰犬，而非是中国同盟会的首领。要知道，辛亥革命(1911年)之前的中国同盟会，在当时是没有什么政权保证的，孙中山也只是“反清复明”大旗下的一个威望颇高的领袖。再者，即便他们不知道孙中山是谁，他们却知道敌人是谁，那就是当权政府派来的杀手——是“领导”派来的杀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英雄们的“领导先走”绝对不是媚权、媚官，而是一种纯粹的江湖侠气、江湖义气。

　　值得一提的是，“反清复明”的江湖侠气，从清王朝建立伊始到溥仪退位，一直是绵延不绝的。即便在大清王朝最为强盛的乾嘉时期，打着“反清复明”旗号发动的起义也是非常之多。史书上所记载的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仅仅是冰山一角。历史上，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情结之下，排除异族的民族心理也往往会造成巨大的民族仇杀。清朝末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时的那些小社团，如华兴会、光复会、兴中会等，也都是打“反清” 旗号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同盟会革命纲领，更是将“反清”当做了革命的第一要义。这一问题，孙中山后来自己也承认，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仅仅是反清的。所以，那个时代，对于江湖人士来说，反清就是侠义的近义词，断然与“领导先走”是没有关系的。

　　基于以上论辞，我还是更倾向于对《十月围城》这样的评价的：历史哲学与江湖哲学的双重胜利。历史学理论中有这样的名言，“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但凡能在历史上露脸的、成功的王侯将相，也是都想抹掉自己的“出身”以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的。而这部电影，却将这种非正统的江湖之气表现出来了，之于历史的真实、之于电影的艺术，自有不言而喻的进步意义。

    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