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80华诞之际,他收到当时健在的我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贺信。

　　他亲历、见证、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飞跃的全部过程。

　　由他担任技术负责人或参与指挥的中国自主研制的卫星,截至2009年4月北斗导航定位卫星成功发射,已达29颗。

　　他拥有中国航天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是我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开创者之一,是我国月球探测的主要倡导者和工程领导者之一,提出了我国月球探测工程三步走的实施方案。他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是月球探测一期的工程总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一位身板硬朗,朴实宽厚,少言寡语而又爱笑的老人。

　　不计得失大忠诚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他该得的院士、两弹一星奖章都得到了,却仍能冒着极大风险出任我国首个月球探测工程总设计师。”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由衷地赞叹说。

　　航天是高风险性的行业。1974年底一次惨痛的失败,孙家栋至今记忆犹新:现场一片火海,十几年的心血化为灰烬。在西北寒冬夕阳余辉下,茫茫大漠中,人们用手抠,拿筛子筛,边掉泪边寻找炸碎的碎块。最后查清原因,竟然是火箭中一根导线的铜丝断了。

　　而研制探月卫星风险又要大得多:要冲破地球引力,飞向太空,更要能被月球准确捕获。对于一个74岁的老人,那可是件“输不起”的事。

　　不仅如此,当时印度也在准备发射月球卫星,航天专家说,我国首个月球卫星即使晚于印度一天发射,就是成功实现绕月探测,也没法向国人交待。

　　面对巨大的压力,孙家栋是怎么想的?从他对航天精神的解读中,不难找到答案:“总结我国的航天精神,最主要的一条,是豁出命去爱航天事业!”“航天的特点是:只要国家需要的事就去办。”

　　孙家栋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事例太多太多。

　　“文革”中他曾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向总理汇报,奠定了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的基础。那时,大家为了显示对毛主席的热爱,有关仪器的研制者都设计一个很大的毛主席像章放在卫星里,可增加了这些大像章,火箭不仅打不动,而且还会影响仪器散热。但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谁也不敢吱声。为此孙家栋曾彻夜难眠。在和蔼可亲的周总理面前,他鼓足勇气作了汇报,得到总理认可,保证了卫星质量。

　　他也曾忘我工作多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1975年11月,为了顺利回收返回式卫星,他日思夜想,晕倒在现场。在1994年的一个冬日,他率团与美方商谈续签卫星发射合同,三天艰苦谈判之后,签署备忘录之前,他晕倒在谈判间里。

　　为了航天,他不仅任劳,还能任怨。当他主持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后,由于当时“文革”混乱的状态,他却没能指挥卫星发射,更在其余 17位功臣受邀上天安门观礼的“五一”之夜,没能收到邀请。面对提问,他说:“坦率来讲,在“文革”那种政治形势下,大家都没有追求个人的荣誉,也不会有太大的失落感,因为我干的卫星是在天上了。那晚独自在天安门广场待着,就看我这卫星什么时候过来,这倒是最关心的事。”

　　淡泊名利是孙家栋的显著特点,面对宣传机会,他总是能推就推,实在推不开了,也多是回忆党和国家的支持、讲述同志们的共同努力。

　　举重若轻大智慧

　　“会干事”,是钱学森对孙家栋的评价。“抓大放小,举重若轻”,是他曾经的助手戚发韧对孙家栋的印象。张荣桥心悦诚服地说:“孙总是战略家、思想家”、“很睿智”。

　　不论技术创新的风险,乃至人际关系的难题,甚至外交谈判的挑战,都被孙家栋举重若轻地化解了——

　　1967年夏,钱学森点将,聂荣臻元帅批准,调孙家栋到新组建的国防部老五院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挑选人才。

　　这一年10月，他挑选的“航天18勇士”从研究院奔赴新地点时,受到全院人员热烈欢送,领导、群众赞不绝口:“孙家栋这活儿干得漂亮!开了一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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