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慰安妇最后的日子

　　这位84岁的慰安妇，两次站在日本的法庭，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她坚称“只要活着就上诉到底”。她一生走不出那段历史的阴影，晚年贫病交加，又遭身边人的歧视，这让她生活在另一种现实的阴影里。可她仍然坚强、乐观、爱美——

　　84岁的陈金玉老人，一生不曾学会识文断句。她更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书卷的一部分。

　　有好几本书里，她满脸皱纹的照片占据了许多页码。可即使是大特写，也很难辨识出老人脸上的那几道伤疤。60多年的光阴，已将它们融为皱纹的一部分。

　　然而这些伤疤始终刻在老人的心上——她是位慰安妇。

　　当地人把慰安妇称作“日本娘”，意即日本人的新娘。对陈金玉来说，这是最侮辱人的一种称呼。

　　陈金玉是地道的黎族人，生活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的北赖下村。她一生的头75年里，几乎没有到过家门口10公里以外的地方。

　　即便是那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慰安妇服务处”，也距她家门口不过数公里。她常常“一不小心”就路过那里。如今，那里拆了，建起了一片商铺。

　　然而，有些东西是永远拆不掉的。几十年来，陈金玉经常做噩梦，梦里日本兵追她，她不停地跑，跑到哪里都看到日本兵，到处是光秃秃的，没有躲藏的地方。惊醒之后，她常常“吓得心怦怦乱跳，全身都在颤抖”。

　　2007年8月出版的《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这样记录了陈金玉的经历——

　　“1941年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建据点的时候，我16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我被派去种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以为当了服务队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

　　“在我当了服务队队员后的第7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饭，日本兵来到我们住的工棚，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子后，翻译就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着他们去。

　　“从那以后，我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强奸。就连来月经的时候也没有被放过。”

　　如今，她的大腿、脸上、口腔，有好几处日本人留下的伤痕。

　　这些伤痕伴随了她大半个世纪，可她从没想过去讨要什么。直到1996年，海南省政协组织一个课题组，调查二战期间的受害人，一位叫陈厚志的志愿者找到了这个满口黎语的瘦小的老妇人。

　　她的生活半径一下子超出了这个到处是椰林的海岛。这个身高1.5米左右的老人，开始了她与时间的一场马拉松赛跑。

　　2001年7月，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一审败诉。几年间，4位老人相继离世。

　　2008年12月，干瘦如柴的陈金玉终于走出家乡，第一次乘坐海航免费提供的航班，到日本以原告的身份在二审中出庭。

　　老人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腰已经弯曲成大钝角。小儿子好几次看见她“腰痛得在床上打滚，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

　　可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她的背挺得很直。这位病弱的老人给当庭的60多位旁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当法官问到老人第一次受害的情况时，老人在讲了一半之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那时，我才14岁呀！”

　　因为过于激动，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律师们为阿婆请来保健医生，上前摸搓老人的背部，安慰她。

　　当时，82岁的日语翻译德永淳子哭了，坐在辩护席上的杉浦律师流泪了，旁听席上的一部分人的眼睛也湿润了。见此情景，法官宣布暂时休庭几分钟。

　　休庭的时候，旁听席上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走动，更没有人说话，大家默默地注视着这位老人。法庭格外安静，只有老人的哭声在法庭里回荡。

　　次年，老人的背弯得更厉害了，这一次，她不得不坐在轮椅上再赴日本。

　　她说：“就是爬，也要爬去讨回一个公道。”出庭前，她特意把头发梳了又梳，戴上一顶航空公司送给她的新帽子。旁人说：“83岁了，她依然爱美。”

　　这个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说自己不懂法律方面的事情，完全不知道诉讼主体、海牙公约这些词，她只知道在“跟日本人打官司”，至于官司打赢了最想得到什么，老人说：“要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

　　二审再次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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