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1688年3月21日)，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的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白晋、张诚等人，受到了康熙皇帝的接见。17世纪80年代的法国，正是波旁王朝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冲龄即位，都凭借雄才大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把各自的国家推向了鼎盛、成为区域性的强国——一个成为欧洲大陆科技文化的中心，一个称雄亚洲。

　　为了绘制航海图，法国已经向世界许多国家及地区派出科学考察人员进行天文观测与地理考察，唯独对派人到中国、印度感到棘手，他们对东方古国实在是知之甚少。考虑到天主教的一个修会——耶稣会自利玛窦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来华传教，其传教士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而且其中的一些人还直接为中国政府、中国皇帝服务，同官方一直有密切联系，路易十四决定选择精通数学、擅长舆地工作、掌握中国最基本的艺术和科学知识的传教士来华，从而开始了以科学传教团为媒介的中法之间的交往。

　　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宰地位，为科学传教团的派出提供了条件。路易十四所创建的法国科学院、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建筑学院，使得巴黎成为欧洲科学文化的中心，法语成为欧洲各国宫廷及官方交往的通用语言，而法国军队在荷兰、德意志、奥地利与西班牙的驻扎，更是体现了法国当时的实力及对外扩张的趋势。

　　根据路易十四的指示，洪若翰等人被接纳为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并授予他们“国王的数学家”的委任书。他们的身份是“国王的观察员与数学家”，而“搜集中文书籍和进行天文观测”“完成从中国获取天文数据”“完善法国人的航海图和地图”则是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他们在中国的科学考察经费，由法国政府从国库中拨给，每年给在中国、印度进行科学考察的传教士9200里尔。对洪若翰等人来说，科学考察是国家赋予的使命，他们每年都要向法国就各项问题提供大量珍贵而准确的考察报告，并提供最有价值的满文和汉文书籍的翻译资料。

　　让科学家披上教士袍

　　考虑到传教士的特殊身份，仅用科学不足以驱使他们“渡重洋，离祖国，别亲友，而徙居另一世界”，因而法国政府允许他们在科考之余进行传教。于是法国科学院的科学考察，便同耶稣会的传教联系起来，形成“科学传教团”。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科学传教团的成员带着法国政府提供的观测仪器，从布雷斯特乘船出发。

　　在人员的选择上，法国方面非常重视科研兴趣与科研能力。科学传教团的第一批成员由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李明组成。身为科学考察团负责人的洪若翰，在来华之前已经在大学教授数学、天文学达8 年，并多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著述及科学实验报告。其他几位成员也都对数学、科考有浓厚的兴趣，在传教之余仍从事研究，其中以李明神父最为突出，他在旅途中仍然坚持观测天象。此后来华的宋君荣也是一位有志于科学研究的神父，他曾多次到巴黎气象台向有关专家请教，为了进行天文观测，经常“终夜观星”，而当其在海上航行时，“对于磁针偏差、风向、海流、磷光等现象做种种测验；对于海鸟、飞鱼等物做种种记述；曾将所为天文测验改正当时地图上的种种错误”。

　　由于科学传教团成员是由耶稣会士组成，在受命之始就受到来自教会方面的阻力，罗马教廷传信部、耶稣会总会长都极力阻挠路易十四派遣传教士来华。为了维护其在东方的保教权，葡萄牙政府也对他们进行种种刁难，因此科学传教团一行只得从宁波登陆，而无法从葡萄牙控制的澳门进入中国。他们同清政府的联系也不是通过在华的耶稣会，而是通过当时担任清廷钦天监监正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与康熙帝联络。

　　法王的限令与教会的禁约

　　法国传教士来华是“以国王臣民的身份生活在异国他乡”，为了确保科学考察任务的完成，路易十四禁止洪若翰、白晋、张诚等人宣誓(宗教仪式)，因为一旦宣誓他们就要像其他传教士一样，忙于教务，不可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科学观测，而罗马教廷传信部、耶稣会总会长却坚持他们必须履行宣誓。是否宣誓，就成为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为了强迫科学传教团的成员就范，教廷传信部取消了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李明5人传教士的身份。作为耶稣会总会长代表的视察员方济各(意大利人，1671年来华)甚至专门制定了针对法国传教士的“禁约”：不得进行天文观测；所有信件必须用拉丁文或葡萄牙文书写，不得用法文；所有寄往法国的信件必须先交视察员检查；任何人不得通过澳门以外的其他地区进入中国；在北京的法国人未经批准不得公开露面；未经视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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