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正值共产党军事、政治、文化一路凯歌之际，郭沫若在2月10日写就的《斥反动文艺》中，以严厉的语气斥责了“红黄蓝白黑”五色“反动文艺”。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都得到一一清算和警告。郭之战斗性极强的此一“宏文”大家并不陌生。

　　“萧乾比易君左还坏”

　　其实这个文章脱胎于此前1月3日下午，郭沫若参加“一群已离了学校的中大师生在海边一幢洋房的四楼举行新年团拜”时，发表的关于“一年来中国的文艺运动及其倾向”的演讲。

　　据1月7日《华商报》的报道可知，在这个演讲中，郭沫若说，“文艺方面像政治一样，一方面有为人民的文艺，一方面有反人民的文艺”。而反人民的文艺有四种。

　　第一种是茶色文艺。搞这种文艺的一群人中，有萧乾、沈从文、易君左、徐仲年等。萧乾比易君左还坏。他们有钱有地盘，更有厚的脸皮。硬是要打击他们才行。

　　这时，邓初民插话说，“硬是要消灭他们才行，在座的都笑起来表示赞成”。(《华商报》，1948年1月7日，转引自上海社科院，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在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页)

　　第二种是黄色文艺，第三种是“无所谓的文艺”(指文艺上的“中间路线”)，第四种是“通红的文艺”(指“托派的文艺”)。

　　他那著名的《斥反动文艺》显然脱胎于此次发言。不同的是，批评萧乾的“茶色文艺”变成了“麻醉读者”的鸦片式的“黑色文艺”。他这篇文章措词很严厉，后果也很严重，给他所点明批判的那些文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厄运。比如，萧乾说，“他支配我的政治命运达三十年之久”。(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0页)当沈从文看到“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而他“竟无从参与”“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时，一时想不通，以至于喝煤油，割脖子。

　　私人恩怨？

　　要问的是，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郭沫若对他们的批判呢？

　　当事人似乎无一例外地将郭对他们的批判归因于他们与郭结下的“梁子”，认为1948年的郭沫若对他们的批判正是郭的“伺机复仇”。

　　萧乾认为，郭沫若如此斥责他与1947年5月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评有关。当时萧乾反感于洪深等人为田汉在《大公报》发表的祝寿词，他说：“英国肖伯纳，90岁还在写作，我们呢，到50岁就大张寿筵，称公称老。”没料到的是，本是讽刺田汉的话，却无意中误伤了郭沫若，这“可惹下滔天大祸！”

　　众所周知，1941年，为配合当时斗争形势，在郭沫若五十寿辰之际，全国各大城市隆重举行祝寿活动，而且谁都知道人们当年将茅盾尊为“茅公”，把郭沫若尊为“郭老”的，说回来，将五十来岁的“老郭”称为“郭老”，在当时社会中，也不算啥稀奇的事，以“鲁翁”为例，鲁迅不也是在五十来岁就被人称为“世故老人”了。今天，六十七十不稀奇，八十还是小弟弟的社会中，又有谁将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称为老人呢，但就当时人的平均年寿而言，五十岁称老人也说得过去。再以“郭老”在当时“为国”“为民”“为党”作的贡献和发挥作用来看，这样被尊称也不算多过分的事情。

　　发表了“称公称老”的文章后，萧乾说：

　　第二天马上就听到强烈反应，随后郭沫若就在香港写文章说我是“黑色文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地在香港地下党的《华声报》上造了我许多谣言，如说宋子文给了我多少金条等等。我生平没有得罪过人，这次太不慎重。只几个字，开罪了文艺界领导人，在中国，那真是不得了。现在文学史上还写着这件事，把我作为那时候一个反动文艺的代表，文学史资料里还收着《斥反动文艺》和我写的那篇社评。对这事，我首先承认不该那么写，是我不了解国情，更不知道郭沫若是鲁迅的接班人。至于郭沫若宜不宜那样怒斥，我不想置喙。(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四个字恨上一辈子”(《文洁若忆萧乾》，《文汇报》，2003年11月12日)看来萧乾先生将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对他的斥责归因于“称公称老”一言的报复。

　　然而，在萧乾看来，郭沫若对他的打击和诬蔑还没有结束。不久又发生了萧乾“主编”《新路》的事情，这事又叫郭沫若给抓住把柄了。1948年，北京一批高级民主人士吴景超、钱端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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