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写意小品寄托的情怀

　　清人周济论词，有“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语。寄托，是中国诗学的一个传统。无论诗人、词人，吟咏山水也罢，感伤时序也罢，怀人念友也罢，总包蕴着作者的理想、爱憎、褒贬、思考。同论说文字不同，这种理想、爱憎、褒贬、思考，不是以说理的形式表达，而是寄予在诗人构造的形象或环境氛围之中，显得更加含蓄而耐咀嚼。于是“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在实际创作过程中，这种寄托的表现，要复杂得多，并非只是某种事物的借喻。专制主义禁锢思想愈深，这种寄托愈是隐晦难解。因此，对诗词中寄托的理解，必须同作者创作的时代、境遇、交往、思想联系起来，方能大致不差。此之谓知人论世。

　　这种诗学的传统，起初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的绘画，但到宋代，文人画兴，把诗学引入画论，绘画同样借重于寄托，别开了新的局面，尤其是文人画中一些遣兴小品，更因有所寄托而增添了画作的意蕴。这样的画作，笔墨、才情固然不可或缺，但人品、思想却显得更为紧要。

　　夏日苦热，得李苦禅先生写意小品一册，闲处读之，有如饮冰。苦禅先生为白石弟子，但作画有自家面目。还在1948年，白石老人题苦禅画作，即有“思想笔墨，色色神奇”的赞语。到1950年，白石老人90岁时，更在苦禅先生一幅《双鸡图》上题道：“雪个先生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用八大山人与白石老人自己来衬托苦禅先生的英特，奖掖之殷，可谓造极，亦足见对这位弟子期望之切。

　　苦禅先生的小品，其造诣、笔墨、设色、神韵，自有行家品评，我无此学养，未敢妄赞，但其寄托之远，感慨之深，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得于言象之外者，读之每有会心，或可得言一二。尤其是那些作于“文革”时期的作品，因为对当时的环境氛围、文化人共同的遭际稍有了解，读来更觉五味杂陈。

　　中国的国画艺术家，在1949年之后，曾有过一段彷徨。亦如京剧演员一时不知帝王将相如何扮演，国画家也不知传统的花鸟虫鱼，如何为新中国的政治服务。及至白石老人荣获世界和平金奖，被推为世界文化名人，国画界才松下一口气来。不料此后政治运动不断，画家们作画，如临渊履冰，战战兢兢，生怕一不小心犯了忌讳，惹出麻烦。好在花鸟虫鱼毕竟略可超脱于现实政治，所以这种戴枷的舞蹈，一跳也跳了十几年。

　　及至“文革”之世，花鸟虫鱼一概成了“四旧”，国画家们即有所作，也多为自娱、遣兴。因为不是为了发表或出售，绘画中多有“寄托”。这既成了国画艺术家感慨、忧虑、痛苦、呼号的婉曲表达，也被别有用心者滥用为罗织罪状的工具。

　　鱼和鱼鹰是苦禅先生常画的题材。鱼鹰即鸬鹚，色黑而嘴曲如钩，能于深水取鱼，渔人常豢以捕鱼。古人诗中咏鱼鹰的不多，画鱼鹰的就更鲜见了。据苦禅先生公子李燕说，上世纪20年代，苦禅先生便把鱼鹰引入写意山水画中，并将画作呈老师齐白石评阅。其时白石老人也在画山水鱼鹰，便在画上题道：“苦禅仁弟写此，与余不谋而合也。”后来师徒均画鱼鹰，而苦禅先生只画近景之鱼鹰，以示有别于师。“文革”时苦禅先生所作小品，颇多捕鱼之鸟与吞鱼之鱼。这恐怕不仅只是个人的偏好，而是同心境、情感的际遇有关了。

　　一场“文革”，从开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后来的大抄家，到整“党内走资派”，再到大打派仗，无一不是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今日老革命，明日又成了“老反革命”。今日整人者，明日又被人整。今日革命派，明日又成了反革命派。套一首清代剃头诗，可谓：“都说整人好，人人要整人，有人皆需整，不整不成人。”那时，人人都在窥视：或窥视自己是否要挨整，或窥视如何去整人。

　　苦禅先生当时看惯了这种翻云覆雨的世相，所以鸟食鱼、鱼食鱼的形象在他脑际挥之不去。1973年，他画半张残缺荷叶、一只破碎莲蓬，荷残莲碎如此，荷秆上还停着一只回头张望的翠鸟，题道：“企待鱼儿来”。1974年他又画了一只立于石上回头张望的鱼鹰，又题：“企待鱼儿来”。这两只等待鱼儿浮出的鸟儿，同某类布置罗网，等待他人“犯错误”或“跳出来”，以便“聚而歼之”的人，其心态颇有相似之处。另一帧同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探水鱼鹰，用意相似，只不过那伸长颈项的神态，更体现了等待鱼儿浮出的急切神情。

　　“文革”比之过去历次政治运动，张网更密，扫荡更烈，尤其是文化界，较有成就者几乎一网打尽。苦禅老人另外两帧鱼鹰图，一帧题曰：“水禽时见之，写之亦不难”；另一帧题道：“鸬鹚游过池塘清”。对那些食鱼者尽管辨之不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