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世情看得真切的苦禅先生，所思考者并不止于此。他的一幅吞鱼图，画鲶鱼、鳜鱼各一，鲶鱼本是食鱼者，而此时鳜鱼大张其口欲吞鲶鱼。跋曰：“吞鱼者鱼恒吞之，信矣。”这不是因果报应，而是复杂环境中现实政治生态的写照。懂得了这一点，才能领会作于1981年那幅《重脱口》所含化险为夷的心境。直到三中全会开过，老人才感到了“鹰”口脱险的侥幸———“脱口而出，险哉！”这恐怕是劫后余生者共同的心态。

　　除去对没完没了“阶级斗争”的恐惧与厌恶，在“文革”之世，恐怕唯有相濡以沫的亲情或友情，能够激发艺术家创作的灵感与激情。当第一轮横扫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风暴过后，斗争矛头开始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反动权威”因已成“死老虎”而暂得残喘。这时，受尽凌虐的“牛鬼蛇神”，家庭才是唯一的避风港湾。

　　据李燕说，“文革”中，苦禅先生屡遭批斗、抄家、辱骂、诬陷与毒打。惨痛已极而呼天，人之常情。读他《梅神万岁图》上的题跋：“梅花神万岁，保佑保佑，南无阿弥陀佛。全家供养敬祷”，当时绝望的心境可知。但苦禅先生有幸，不但有一个理解并始终信任他的家，而且有许多理解并同情他的普通百姓和民警。在他们的掩护下，得以暂时避居于李燕家中。他的多幅小雀栖于蕉叶上下的小品，恐怕也有蕉叶一片，聊避风雨的意思，而他那些母子鸡图则是无情世界的有情。冷漠世界中仅余的一丝温情，往往是使人坚持下去的力量。这两种情感在《蕉叶竹鸡图》的跋语中完整地表达了出来———“一叶华盖，闻香不翔”。虽只一片蕉叶，不是什么铜墙铁壁，但其下有兰，香韵足可流连。

　　“文革”之世，是一个今天的青少年无法想象的社会。在“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口号下，人们噤口无声，生怕一句话说得不妥，惹来横祸。因此，即便老友相见，也都畏谈国事。有时说一些听来全无意义的话，大家相视一笑，都心知肚明。譬如，把“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改为“到处莺歌燕舞，唯有潺潺流水”，谁都知道是指商品极度匮缺。于是有人纠正：“不是唯有，是更有。”说者便道：“呦，记性不好，记岔了。”于是大家哈哈一笑。有过这样的经历，再读苦禅先生“两个老汉爱谈古，第一句就是烤白薯”；“三位老翁竟日谈，一说海，二说山，三聊山精海怪和云烟。此谓之上下宇宙谈”等画跋，才能领会其中深意。苦禅先生另有一幅《二蕉问答图》，画两片蕉叶如二人对坐相语。题道：“二蕉问答，仙语之景图也。涉事。”所涉何事，很难猜测，但那两片蕉叶的形状已经透露出，想必与老友有一次愉快的交谈，所说皆“仙语”，皆“天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非可与外人道者。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想必都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

　　中国的诗学讲“诗言志”。受中国诗学影响的中国绘画，也讲“画”言志，在绘画中体现画家的理想、情操、向往和做人的伦理。这也是一种寄托。松柏在中国画里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孔夫子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是人格的体现；荷花为画者喜爱，因为其中寄托着“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兰与竹，正如苦禅先生所题：“兰竹有清节，可师之也”，即便白菜、竹笋，也如李燕所记，苦禅先生曾云：“白菜者，清白也；笋者，胸中有节也。”至于苍鹰的形象更为苦禅先生钟爱，这不仅因为鹰的高远、矫健、敏锐、不同凡俗，更因为他本名李英杰、李英，“英”、“鹰”同声，每取以自喻。苦禅先生的人品由此可见一斑。

　　有几帧小品来得突兀。画的都是大瓜。苦禅先生出身农家，农家常用物屡屡见于笔端并不奇怪，但画得如此顽健老硬，却别有深意。“文革”时期，批斗者常喊的一句口号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常用的词语是“顽固”、“死不悔改”。在“造反派”心里，他们应当是“所向披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他们总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幅《大瓜图》上有一只黑雀停在瓜上，瞪大眼睛，却不知如何下口。苦禅先生以瓜自喻，好像在说，任你批斗不断，老夫顽健如初，尔等其奈我何！

　　“文革”时期美术界一桩大公案是1974年的所谓“批黑画”。此事经过，多有记述，不再赘言。其手法则是中国的老方子，即滥解寄托，妄加罪名，罗织成案。人们都还记得，清朝初期的文字狱中，“明朝期振翮，一举下清都”，“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这样一些诗句，怎样被罗织成狱，送掉了许多人的性命。其实，“文革”之世的罗织有甚于此。

　　记得“文革”初起之时，有一则传闻：说是“文革小组”那个顾问康生，一日在人民大会堂观画，看到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时，众人均赞其气势，而康生则不阴不阳地说道：“人家的意思是，大好江山，可惜无人。”于是众人缄口。这一传闻无从核实，难断真假，但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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