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的第三个特点是“博”。关于翻译我向来有一个观点，认为文学翻译至少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外语掌握要过硬。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不过硬，那么“信、达、雅”的第一关“信”你就过不了。二是母语功底要扎实。这也容易理解，因为文学是一门艺术，首先是语言的艺术，不仅语法要规范，词汇尽可能丰富，修辞还得讲究，从而使语言产生魅力。否则，你即使做到了“信”，却不一定能做到“达”，更不用说“雅”了。当然附带说一下，在对待“雅”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即原文是不是雅？如果原文不雅，你译得很雅，那就与“信”冲突了！三是知识要渊博。文学作品涉及天文地理，无所不包。知识贫乏，就会捉襟见肘，有时还会出洋相，例如把蒋介石译作常凯申。四是悟性要好。文学是想象的事业，想象如天马行空，无所约束，尤其是潜意识的“内宇宙”更是千奇百怪。翻译之难，难就难在经常遇到一些疙瘩，一些“节骨眼”，让人煞费苦心而不得其解，这时常常需要调动你的悟性。悟性就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一种“灵感”性的东西。只有悟性能使译文传神。以上四个要素无疑钱先生都是具备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第三点，即他的“博”。除了一般的知识丰富以外，他还表现在掌握外语的“博”。除了德文，他还通晓英文、法文、俄文和日文。此外他还学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如果说，一般的知识丰富，不少人都能做到，多读点书就是了。但掌握五门外语，谈何容易！因为我自己也做过掌握四门外语的梦：英、俄、法和德语。我中学学了6年英语；大学第二外语是俄语；我夫人是科班法语。掌握四门有何难哉！不料，文革十年的荒疏，几乎连德文都忘光了！文革后，赶紧抢救饭碗，其他就顾不上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能改变这种独一无二的状况。可钱春绮先生也经历了文革，他为什么就没有荒废什么，五门外语门门在手呢？仅这一点，就让我非常佩服，也很惭愧。

　　对钱先生这样务实的翻译家来说，五门外语不是摆设。他是要派它们用场的。同行们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中国人单靠我们自己的知识背景，是对付不了欧洲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学范畴内的知识的，我们必须依靠外语。一门外语就是一个得力的帮手。在这方面钱先生显然比我们尝到了更多的甜头。他不仅通过它们翻译了一部分德语文学以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多门外语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典故、术语和词汇。纵览一下他的翻译历程就会发现，他越到晚年，不仅译文越练达，越精致，而且注释也越多越详尽，以致诞生了钱先生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的详注本。尼采的这部奇书，熔文学、哲学、美学于一炉，涉及到多门学科的知识，不加详注，则一般读者是很难完全读懂的。但以前的几个译本，有的一个注释都没有！有注释的也只有十几条而已，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而2009年出版的钱春绮先生的详注本，注释达1800条之多，约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除了田德望教授从意大利文译的但丁《神曲》那部创记录的详注本以外，我们德语文学的中译本中，迄今还没有见到第二部。这样的译本不仅具有阅读价值，而且还具有学术价值。钱春绮先生也因此堪称“学者型翻译家”。

　　在钱先生“博”的范畴中，除了多语种的长处外，还有国学的修养。这也是从我们这一代起所普遍缺乏的。钱先生小时候读的是私塾，《论语》、《孟子》等读得很熟，他尤其喜欢左丘明的《左传》，他自己说当时就背得“滚瓜烂熟”。难怪读钱先生的译作时，常感到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

　　钱春绮先生从事翻译的第四个特点是“识”，即见识。翻译队伍中常见的是两类人，一类是被动型的译者。他们对翻译的作品没有选择，有什么，译什么；出版社叫他译什么，他就接受什么。另一种是自主性的翻译，他不盲目接受任务，他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说服出版社接受他的建议。这类译者具有战略眼光，具有远见卓识，他知道什么最值得译，什么最急需译，什么作品能够投合时代思潮，因而能够激起社会反响，因此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当年郭沫若就具有这种特点。他首先抓住德国最大的作家，“五四”时期翻译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第一部，他把准了中国社会的脉搏，一炮打响！其实他当时的德文水平并不高，他是学医的嘛，他还得学日文，还得学英文，还大量写诗，怎么可能有很好的德文？但他有眼力，他看得很准，这鼓动了他的勇气，所以一举成功。钱春绮先生也具备这种能够把握大方向的战略眼光，他把他相中的目标统统笼在胸中，然后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去实施。要知道50年代那时候，官方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西方古典文学一般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但钱先生看准了海涅和马克思的非同寻常的友谊，看准了海涅《诗歌集》中充满情哥情妹的内容被他《新诗集》中“我是剑，我是火焰”的锋芒所掩盖，他一口气译了海涅的三部诗集全被出版社采用。这位半路出家的医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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