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天才，脾气就比较大，一次吵架时他动手打人。竺可桢一方面批评他打人不对，要他去给人家道歉，承认错误，一方面又做说和工作。当束星北念了道歉书后，竺可桢就把道歉书揣在自己兜里。竺可桢这样处理，没有使束星北的把柄落在对方手中，消除了束星北的心理负担。但在校务会议上，有人提出，大学教授为人师表，打人还有资格做教授吗？提出浙江大学不能留他，在会上争吵不下。竺可桢认为束星北是个人才，不愿放走他，他说：“我们用人是用他的学问，又不是用他的脾气，脾气不好还可以督促他改嘛！”就这样力排众议把束星北给留下了。

　　后来，我国第一次试射的洲际火箭，就是根据束星北计算出的轨迹，在半小时之内，将火箭打捞出来。束星北是立了大功的。

　　第三个例子是个普通人。浙江大学化学系有个器材保管员叫查长生，是高中毕业的学历，成绩非常好，因家庭困难，无力上大学。做化学系的器材保管员，需要很多化学知识，为此，他去旁听化学系的课程，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全部修完。抗战时，对药特别需要。那时，国外发明了磺胺药，他在文献上看到后，就自己合成磺胺药。但没有办法鉴定。这时，他的小儿子得了痢疾，医务室拿的药吃了几天也治不好，情急之下，他就把自己合成的药给儿子吃了，结果一吃就好了。竺可桢听说这件事后，就跑到他家里去，反复动员他出来当教师，给学生讲课。

　　竺可桢特别注意年轻的人才，不是看你的学位，最终要看你的学问，你的贡献。1948年浙大哲学系主任谢幼伟聘了60多岁的熊十力来做教授，竺可桢在2月14日的日记里记道：“熊已六十余岁，虽对于国学、哲学造诣甚深，但对于学校能有多少贡献大是问题。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由是可见谢幼伟之无眼光也。”

　　熊十力当时只60多岁，而现在70多岁、80岁的人，只要是院士，大家都要请他去学校兼职。因为院士多了，学校的“地位”就高了。有些大学把哈佛大学的教授聘来，说是全职教授，但是人家是哈佛大学的全职教授，是要在校工作9个月。这种光图虚名、不讲实际的作风很不好。现在，包括大学和研究所，首先就讲，我们这个单位有多少个院士，可真正在他那里工作的院士没有几个，大多是兼职的、挂名的。

　　当年竺可桢是这样用人的，今天我们用人也应当不是看表面，不是看你是哪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如果真正是年轻有为的，就应该加以扶持。尤其应看到一点，院士也好、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好，他们获奖的工作，往往是在20年之前做的工作，他拿到诺贝尔奖的工作，是世界领先水平的工作。那么20年过去了，他的学术思想是否还在科学的前沿，就很难说。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做院士，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但是并不等于现在他还在科学的前沿。我们现在用人，就是要知道，他的工作是否处在科学的前沿，是否能开辟一个重要的新领域。

　　什么是对有希望的科学家的扶持呢？当然你给他实验条件、给他实验经费，给他优秀的学生让他指导，这也是很好的，但物质条件并不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在很多情况下，重要的是科学家的思想、他的观念，如果没有条件他可以创造条件。像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都讲过，这一生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是抗日战争在湄潭时期。而那个时期，却是物质条件最差的时期。科学家本身要有水平，能够看到科学前沿的问题，并加以思考，即使没有实验条件，也可以作些研究。上世纪40年代，王淦昌对当时科学界热点前沿问题——中微子的验证方法，十分关注。在没有实验条件的情况下，王淦昌想了个主意，可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写出论文发表了。美国科学家根据他的建议，做了实验，证明确有中微子这种基本粒子，后来还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观念是王淦昌提出来的。高水平的科学家能看到科学的前沿。

　　其次，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学术争论、学术辩论，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也就是说金属和石头碰撞的时候，硬碰硬，才能打出火花。王淦昌和束星北这两个人经常辩论得面红耳赤是出了名的，有时候还会拍桌子，各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辩论过了以后，彼此仍是极要好的朋友。有这种学术争论，学术研究才能上到更高层次。

　　李政道在浙江大学只读了一年，为什么这一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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