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要兴旺发达，创造这样一种民主的气氛是非常重要的。浙大的湄潭时期，物质条件极差，但学术民主气氛很好，教授们心情舒畅，专心教学与研究，不论是谁，只要有了好的成果，竺可桢都极力鼓励，即使教授间有了矛盾，他也是尽力调解，从不打一派拉一派。束星北曾多次顶撞他，说他“没能耐(去弄钱)”，他仍是爱惜这个人才。那时的浙大，确有百家争鸣的局面。

　　现在比较倾向于一个院士下面带几个教授、副教授，下面再加几十个学生，形成一个学派。基本上，以院士的意见为主导，学术争论很少。不同的教授之间、不同单位之间开展学术批评的机会几乎是没有。如果提了意见，就好像要把他打倒似的。这种风气，对科学研究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我们现在是权威说了算，这是我们科学不能很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爱无形

　　如果我们问一个初中的学生，你认为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他会回答：原子弹、氢弹、地震、海啸，但是随着年龄增大、知识增多后，观念上就会有变化，就会看到精神的力量。

　　人类的两种感情——一个是恨、一个是爱，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力量。爱，其实有更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无形的，是巨大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美国呆了几年，参加过浙大校友会活动。有部分校友是40年代出国的，离开祖国40多年，离开母校四五十年，但是他们都很怀念母校，很怀念竺校长。他们每年有两次聚会，一次是地区性的聚会，一次是全北美的包括加拿大的聚会。大家谈天说地，出些文艺节目，最后一个压轴戏是由一位会口技的同学，用绍兴口音模仿竺可桢讲话，大家听了乐开了怀。有些是双校校友(既是浙大校友，又是别的大学校友)，他们说参加别的校友会，大家穿得整整齐齐，热热闹闹，就像过年一样。而参加浙大校友会，就像回娘家一样，一种非常亲切温馨的感觉。竺可桢的求是学风，他的身体力行，他的人格魅力产生巨大的凝聚力，使校友们相聚后，感到非常亲近。

　　1985年，我到美国去开会，顺便访问了老同学张镜湖，他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我去看他，他说在夏威夷还有一个浙大校友周桐，当时只在外文系念了一年，因得了阑尾炎，竺可桢用校长专车将她送到贵阳，并且给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写了封亲笔信，请他给予关照。结果到了贵阳，手术做得非常好。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我也是过了四十多年才听他说。

　　还有一个例子，浙江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同学，初中二年级时，暑假中得了伤寒症，这种病需要养一到两个月，等养好病后，开学已一个月了，从遵义到湄潭没有长途客车，他就坐了一辆“黄鱼车”，走到半路，车抛锚走不了啦。正在这时，过来一辆卡车，在前面停下来了，竺可桢在这个车上，就问他，你是不是浙大附中的学生，因为他打了一个浙大附中童子军的领巾，一半紫红的一半白的。他说是。竺可桢问，你怎么现在才上学，已开学一个月了。他说，生病了。竺可桢说你走路还有好几十里路，上我的车吧。但他个子很小，爬不上车帮子，竺就叫司机把这个小个子学生抱上去。到了湄潭以后，还问他学习能不能跟得上，叮嘱要加紧补习。

　　1945年，浙大的教授费巩要从遵义到重庆，竺可桢就请了一个过去的浙大学生邵全声护送他，在重庆摆渡过江时邵全声先把行李放到船上去，再回来接教授，发现教授不见了。他就向学校报告，说教授失踪了。后来国民党就诬称邵全声是谋财害命，把他抓起来了，竺可桢就到处打听，什么宪兵司令部、卫戍司令部等等,都去跑过。从1945年到1947年，在他的日记里提到这个学生有18次之多。竺可桢不断地打听消息和设法营救，并几次给该生的父亲写信汇报情况。一直到1947年9月经多方设法营救，邵全声才被无罪释放。到1958年竺可桢又给周总理写信，请查费巩的下落，终于从对监狱里的国民党特务的审讯中查出费巩当年是被中美合作所特务绑架，不久就被杀害后用镪水毁尸灭迹。

　　在未做浙大校长之前，自1928年，竺可桢一直是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该所的一个气象观测员，在重庆过江时被淹死了。竺可桢每次到重庆时，都要去看看他的坟墓。竺可桢对人不是看他的地位，而是一种自然的爱心在里面。他的这种爱心和提倡的求是精神，融化到教师身上，形成了优良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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