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汉、津浦、平绥三条铁路线向我中原腹地进攻，企图夺取、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对山西形成重兵压进之势。为守住华北咽喉，以保卫太原为目的的“忻口会战”即将展开……此时八路军3个师业已完成整编，并承担起会战中的主要任务——“截断敌人后方交通，打击来援之敌”。1937年10 月初，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要求各部队积极配合正面守军，深入敌后，展开攻势……

　　10月10日，129师的先遣部队769团由师长刘伯承率领渡过黄河，到达五台县东冶村以北地区待命。此时山西已是一派萧瑟清秋，但渡过黄河的769团官兵嗅到的却是扩散在空气中、无处不在的浓烈战争气氛，尤其是团长陈锡联。

　　陈锡联当时刚满22岁，虽然年轻，但资历却不浅。他14岁参加革命，凭着勇猛机智果敢，18岁任团政委，20岁长征时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第4军10师师长。战争对他没有丝毫陌生，他本来就是从战争里打出来的，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从陕西北上的一路，刘伯承师长讲了一路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斗争：作战对象变了，作战形式也要有变化……

　　刘伯承师长一路的教诲，让陈锡联对当前的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树立了必胜的信心。在东冶村停留不到一日，陈锡联的部队就接到任务——在忻口以北的崞县、阳明堡之间截击敌军。受命后，陈锡联率部向代县、崞县东部地区插去。

　　10月16日上午，部队进抵代县以南的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滹沱河东岸一个不小的村庄，顺河南下40余公里便是太原的最后防线——忻口。此时的忻口会战开展得如火如荼，而苏龙口一地既是敌后更是敌人增援的必经之途。于是，陈锡联决定在此伺机“截击敌军”。当然，作出这个决定的因素还有，陈锡联发现除了公路上日军的汽车整天运输外，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也接二连三地“轰轰”飞过，飞行架次之密就像在马蜂窝附近，飞行高度之低简直就像在头顶掠过，而且飞机很快就在地平线消失——难道附近有敌人的飞机场？果然，经当地老乡证实，隔河10来里外的阳明堡镇确实有个简易机场。看来，这里是敌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全团官兵顿时为之一振，纷纷请战要去攻打机场。

　　打还是不打？陈锡联心里并没底。轻率鲁莽是要赔本的！但战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夜晚降临了。刘家庄村，团部驻地的马灯点亮了，陈锡联和营以上干部的心里一点也不明亮。大家围着展开的地图，一个个沉默不语。副团长汪乃贵一语打破沉寂：“干脆些，端了鬼子的机场！”

　　这个想法是大家的共识，但以端敌人的机场为目标的战斗在当时我军的历史上还“史无前例”。没有前例当然不是最主要的障碍，主要的是，怎么个端法。陈锡联没有吭声，他紧蹙眉头，露出与年纪不相符、但与老练指挥员相称的深沉。

　　又有人建议：“要不，还是打埋伏，切断他们的公路交通。”

　　陈锡联也没有回应。临别时师长刘伯承曾交代：“可以先报告以后再打，也可以打了以后再报告。情况不清楚可以随时电报来问。”他确实很想听听师长的建议，但电台一直不通，请示的电报怎么也发不出去！他来回踱着步，心里盘算着这个难得的战机。停顿了片刻，他坚决道：“要吃就吃肥的，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的道理？怎么个吃法，先看看再说。”

　　第二天天亮，他便带着团里的3个营长去现地侦察。

　　顺着山沟走近滹沱河，刚登上河边的一座山峰，2营长谭德仁就叫道：“快看！飞机！”

　　大家不约而同地举起望远镜，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对岸阳明堡的东南方一群灰白色的敌机整齐地排列在机场，机体映着太阳光，发出刺目的光芒。

　　正当他们仔细观察机场周边的情况时，一个人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这个人越来越近，他衣衫褴褛，打着赤脚，神情紧张，由此判断肯定不是日军。他们迎了上去，可这个人就像惊弓之鸟，见有人招呼他，立刻抱头蹲地，吓得直哆嗦！

　　陈锡联走过去，说：“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是来打鬼子的。”

　　这个人一脸疑虑地抬起头，看着陈锡联，哆嗦着嘴说：“老总……”

　　陈锡联将他扶了起来。见到是中国人的部队，再加上陈锡联又如此和颜悦色，这人的紧张感消除了。原来，他叫赖保三，家在机场附近，被鬼子抓来做苦力，每天从早累到晚，不仅不给吃饭，还经常挨打受骂。他实在受不了折磨，便趁鬼子不注意逃了出来。

　　陈锡联与3位营长交换了一下眼色，问他是否熟悉机场的情况。赖保三顿都没顿地说，从修建机场到现在，他一天都没离开过，对机场里里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