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代中后期，心学哲学上的双重价值观——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深刻地影响着通俗小说创作和批评主体的通俗小说观念。一方面，心学对“日常生活”、“人欲”的大胆肯定使明代通俗小说题材由表现历史兴衰、朝代更替和帝王将相转向世俗生活题材，突出“人”的价值；另一方面，心学作为与程朱理学教条主义相对的新儒学，对封建道德伦理秩序的维护使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批评普遍呈现出寓意教化的特征，突出了“社会”的价值。
【关键词】 心学 人的价值 社会的价值 小说创作 小说批评
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在学术、思想和文化领域，就是阳明心学兴盛和通俗小说繁荣。心学从哲学高度，通俗小说则从反映现实角度大胆肯定“人欲”，同时也有维护封建道德伦理秩序的言论。可以说，心学与通俗小说分别以哲学思考和艺术概括的方式共同关注着人之存在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从通俗小说创作和批评主体的思想渊源和通俗小说作品文本内容看，心学深刻地影响着通俗小说创作和批评所表达的价值观念。
一、阳明心学价值观的双重性
明代正德年间，王阳明提出“良知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阳明心学并非否定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伦理秩序，而是从哲学高度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拨，是对儒学的新发展。阳明心学在嘉靖、万历间声势甚至隆于官方学术——程朱理学，王门弟子多官居要职，如徐阶、李春芳、叶向高等官居首辅。心学与程朱理学学术的分歧逐渐演变为两派政治力量的对立，心学人物掌权，“缙绅附之，辄得美官”，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从祀孔子。
心学在明代后期之所以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同，与心学思想价值观的双重性有直接关系，即心学既肯定个体存在的价值，又不否定个体所依存的封建社会的价值，从而提供了官方、民间从各自需要、体认去接受、运用的思想空间。
1.人的价值。这里的“人”主要指普通民众。心学强调“人欲即天理”，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桎梏划清了界限。从王阳明“良知”说到罗汝芳“赤子之心”，再到李贽“童心”说，都肯定“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人要“率性而真”地表达自己合理的欲望，包括物欲和情欲。对于物欲，王艮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李贽肯定“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在此基础上，心学肯定商业经济，关注商人群体。对于情欲，李贽大胆肯定男女之情，提出“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
2.社会的价值。心学之“心”不仅是个体之“心”，还是社会之“心”，王阳明强调忠孝，云：“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并辩证论述人之“七情”与“良知”的关系：“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良知”就是要人“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要“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付的日常起居之间”，但也“受着一套从潜移默化中得来的价值体系的控制”。心学作为新儒学，重视日常起居中潜移默化实现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就是封建道德伦理秩序。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创作与理论反思呈现了表面的价值冲突，正是文学思潮接受内在禀有双重价值观的阳明心学的表现。
二、通俗小说创作和批评主体思想上的双重价值观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批评主体主要是下层文人，他们对现实生活和人情物理有深刻体会和感知。且多崇奉心学，他们的通俗小说观直接体现了心学的双重价值观。兹举几例说明：
吴承恩（1504—1582），南直隶淮安府人。吴承恩与浙中王学人物万表、南中王学人物徐阶、李春芳等过往密切，在思想和文学观念上带有浓重的心学色彩。吴承恩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提倡“率自胸臆出之”。吴承恩编撰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与他接受心学重视性情的思想不无关系。吴承恩通过孙悟空这一形象旨在表达“人”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之间的矛盾、选择和规范关系的意图，而这正是心学所致力的思想主题。
冯梦龙（1574—1646），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冯梦龙思想接近泰州学派，与心学人物袁宏道、杨定见等为友，尤其对李贽顶礼膜拜。冯梦龙物欲观受李贽“私心”说影响最大，其改编创作的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即以小市民为表现对象，塑造了许多商人的正面形象，大胆表达了人的合理欲求，同时还批判唯利是图的不义行为，劝诫世人“利”与“义”同等重要，如《 警世通言 》卷二十五《 桂员外穷途忏悔 》，通过因果报应批判社会上忘恩负义的小人，诗赞“奉劝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负心郎”标明了作者的教化主旨。
陆人龙，明末钱塘人，杭州书坊峥霄馆主人陆云龙之弟。陆人龙编撰白话短篇小说集《 型世言 》，其创作思想深受心学“忠孝”观影响。《 型世言 》在每回篇目中多设“烈士”、“贞女”、“孝子”、“侠士”、“烈妇”、“贤媪”、“忠臣”、“善士”等字眼，每回前有叙，尾有议论，大都宣扬忠孝节义等道德伦理观念，教化色彩浓厚。《 型世言 》一些篇目蓝本来源于李贽文集，如第六回孝烈妇唐贵梅故事见李贽《 焚书 》卷五《 唐贵梅传 》，陆人龙在篇尾原文引用李贽所引杨升庵评语；再如第九回孝子王原寻父故事，李贽《 续藏书 》卷二十四“孝义名臣”亦载之。陆人龙的创作正是通俗小说作者对心学的自觉接受和应用。
叶昼，万历间南直隶苏州府无锡人。叶昼性情多似泰州学派“狂人”何心隐，托名李贽评点通俗小说多部，容与堂百回本《 水浒传 》评点，卷首即为李贽《 忠义水浒传叙 》。叶昼“率性”与李贽“童心”一脉相承，叶昼称赞李逵“梁山泊第一尊活佛”，“情真意实，生死可托”。鲁智深“率性而行，不拘小节”。叶昼托名李贽评点《水浒传》的现象，恰说明他对泰州学派思想的认同。
三、“人”的价值发现：通俗小说创作题材转向的动力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等题材转向描写世情，世情小说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心学思潮承认人之“私利”、肯定商业取利行为和商人地位等价值主张在通俗小说领域的体现。明代以《 金瓶梅 》为代表的长篇世情小说，以“三言”“二拍”、《 型世言 》等为代表的短篇世情小说，多角度表现着“人”的价值，从观念上改变封建正统观念对“人”的价值的单一评价。
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达刺激了城镇物质生活的繁荣和淫逸享乐的风气，世情小说作者以欣赏的目光描写“人欲”世界。如《 二刻拍案惊奇 》卷三描写北京庙市“挨挤不开，人山人海的做生意”。《 初刻拍案惊奇 》卷十五描写留都南京“酒馆十三四处，茶坊十六八家”。《 警世通言 》卷二十六描写苏州“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东西。五更市贩何曹绝，四远方言总不齐”。《 金瓶梅 》第九十二回描写山东临清，“热闹繁华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凑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世情小说塑造了很多商人形象。《 金瓶梅 》第一次以商人西门庆为表现中心，揭示了明代后期商人经商、社交和家庭生活，在客观描写中蕴含着作者对商品经济的赞成和对欲望的肯定。据统计，“三言”“二拍”描写明代社会69篇作品中35篇表现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描写了63位商人形象。如《 初刻拍案惊奇 》卷一描写商人文实经商的艰辛历程，展现明代后期商人的海外贸易活动。《 二刻拍案惊奇 》卷三十七描写海神下嫁徽商程宰并助他经商发财。作者对商人及时抓住商机，贱买高卖行为表示认可。
“重利”“重商”蔚然成风，以利之轻重别尊卑广为社会接受。徽州地区甚至把商业利益与科举功名并列，《 二刻拍案惊奇 》卷三十七记载徽人经商得利与否“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徽州地区富商被尊称为“朝奉”，朝奉为宋时官员。“三言”“二拍”、《 型世言 》中多处描写到徽州“朝奉”，有汪朝奉、朱八朝奉、平老朝奉、金朝奉、程朝奉、卫朝奉、二朝奉等。
“重商”风气带来科举的负面效应。一是举子地位下降，与秀才联姻不再使商人家门荣耀，如《 初刻拍案惊奇 》卷十徽商金朝奉为逃皇帝选绣女，把女儿许配给穷秀才韩子文，当选绣女一结束就悔婚。“才子佳人”类小说中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也成为“佳人”眷恋的对象，如《 二刻拍案惊奇 》卷三十七美丽的海神嫁于徽商程宰；《 醒世恒言 》卷三小商贩秦钟赢得名妓莘瑶琴的爱情；《 型世言 》第三十八回佳人文姬及妖狐迷恋少年商人蒋日休。二是科举不再是唯一的社会出路，或者直接经商，如《 型世言 》第二十三回朱某直接送儿子到苏州缎子店做生意；第三十八回商人蒋誉从小就让儿子跟随自己经营籴粜，等儿子“历练老成，要叫他出去，到汉阳贩米”。或者弃儒从商，在徽州地区“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初刻拍案惊奇 》卷二之徽商潘甲、卷三之山东临淄人“十八兄”、《 二刻拍案惊奇 》卷三十七之徽商程宰、《 型世言 》卷三之周于伦即是“弃儒从商”的例子。
四、“市民社会”的价值选择：通俗小说批评的理性支点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作者大胆表现“人”的价值的同时，在作品中时时“意存劝戒”，以“社会”的价值约束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并以此劝诫现实中人。通俗小说理论批评者则通过对作品的评价、评点和序跋来维护“社会”的价值，从而引导作品传播的价值鉴别与接受。代表性的理论有：
1.“存理遏欲”：《 西游记 》小说最早版本世德堂本陈元之序已提出作者创作的“心”学主旨，即降心除魔、修身证道。序云：“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清张书绅指出《 西游记 》即是一部《 心经 》，“一部《 心经 》，原讲君子存理遏欲之要”，“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下本程朱之正派”。张书绅的评论正诠释了阳明心学双重价值观在《 西游记 》小说中的体现。
2.“以淫止淫”：世情小说作者和序跋者均标榜小说内容“以淫止淫”的劝诫主旨。《 金瓶梅 》作者大篇幅地表现人的物欲和情欲，但又设置西门庆暴亡情节以告诫世人对欲望的追求不能背离伦理道德。世情小说“止淫”主旨被大段人欲描写覆盖，反变“止淫”为“宣淫”，序跋者意识到这点，故反复向读者说明此书非“淫书”，如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云“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东吴弄朱客序云“作者亦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序跋者指出小说作品是否“淫书”与读者审美趣味相关，“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也”。
3.“情教”：冯[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