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赢得万千瞩目的时候，一个文化中国的形象似乎仍不清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仍然存在明显的“入超”现象，同时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也时有发生，我们如何更平等健康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这一问题显得愈加重要和紧迫。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

　　作为作家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对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的“不平等”时有感慨。去年9月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首届中美文学论坛上，一位美国汉学家讲了这样一件事，这位汉学家翻译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找到一家出版社，出版社说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恐怕不卖钱，如果你给它改个名字，就叫《上海小姐》，我可以考虑出版。“这不是一种不平等吗？要是换一个同样优秀的英语作家，我认为出版社不会轻易提出把他作品的名字改掉。”铁凝和那位汉学家有同感：“如何使国际交流平等、健康，并且保持自己的尊严，是我们在对外文学交流中经常需要面对的。”

　　迎合偏见只能扩大偏见

　　当问到如何应对文学交流中的一些误读和偏见时，铁凝表示，我们应当鲜明地说出我们的观点，如果一味地迎合偏见，只能扩大偏见。还是那次中美文学论坛，一位知名美国教授在演讲中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语气不无轻慢，铁凝就在现场提问环节坦诚陈述了她的批评和看法。经过坦率的讨论和诚恳的沟通，那位教授意识到自己的轻率和偏颇。这种争论之后的和解，让双方都有收获。那天论坛结束时大家都舍不得离开，最后是一位美国汉学家主动走到大厅弹奏钢琴，让琴声作为这次交流的结束。

　　国外确实有一些读者和学者对中国怀着某种人云亦云、先入为主的偏见，在有些方面关于中国的信息也非常老旧。对此，铁凝认为，这就需要双方真诚、客观、平等地争论，而一味讨好、或者先入为主贬斥某一方不见得是有意义的事情。重要的是，中国人应有自己健康的文化自信。

　　中国文学和文化目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还处于弱势，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这一点，铁凝深有感触：“比如说，我们对德法等国古典、现代文学的了解，远比对方对我们的了解多得多。造成这种不对等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有历史渊源，一边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一边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迅速勃兴形成的坚固优越感。这样的现实并非一日形成。”

　　铁凝表示，也有技术原因，汉语太美太难掌握，世界上精通现代汉语的学者相对还太少，这造成了交流的障碍。一方面，一些资深汉学家，可能熟悉的只是1949年之前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对于当代作家作品，有些学者也容易从某种印象出发做出主观的判断。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世界在与中国隔绝多年后，面对中国文学的井喷和繁荣，还没来得及完全接受和认知，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和难题。历史背景，生活习惯，言说方式，文化的差异，包括媒体判断，这些都是原因。

　　用文学传达人类共通的良知、道德和美

　　谈及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努力，铁凝认为，首先要保持放松和友善的心态，凡事先取一个“阶级斗争”的态度，仿佛到处都是敌情，当然不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取向之间常会有一些误解，但绝大多数不是恶意。尤其文学交流中，更要明辨。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充满惊异和好奇。但客观地说，普通外国民众对中国、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真正的活力知之甚少。铁凝表示，中国向世界打开自己，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应该有最能触动人心灵的文化与文学的交往。在许多国外文学论坛、文学讲座里，中国作家介绍的当代中国文学、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情感，都对最普通的外国听众产生着生动而积极的影响。

　　中美文学论坛上，辽宁女作家孙惠芬的演讲，从丢失一只鸭子这样的日常小事讲起，展示了中国当下的农村和城市、家族中父辈和年轻人的生机盎然的冲突，有美，有矛盾，但充满明亮而坚定的希望，感动了全场美国听众。铁凝说，那一刻，看着中国作家以文学的方式言说着中国淳朴又有现代意识的亲情，诚实讲述着活生生而又充满希望的生活，她不由得想到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曾在他的一篇小说里描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英国人想象出来的中国人形象：耳朵眼里塞着砒霜，袖管里揣着蛇，嘴里呼的气是绿色的……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铁凝认为，交流需要面对面的，而非道听途说式的，文学方式的沟通，这样的沟通不是为了让人们变得相同，而是为了理性、平等地认识欣赏并尊重彼此的不同。平等的交流也有可能使双方找到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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