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市勘测院在对历史档案资料进行数据化处理时，在一个图纸保密箱中意外发现13张民国十八年(1929年)、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渝中半岛(当时尚属巴县管辖)手绘地形图。专家称，这是重庆测绘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81年前地图惊现保密箱

　　这批地形图绘在厚厚的牛皮纸上，颜色已泛黄，充满历史沧桑感。13张图每张大小为长46厘米、宽36厘米，有等高线和地形地貌描述，图纸的比例尺为1：2500。所绘内容包括通远门、上清寺、菜园坝、大溪沟，以及商业设施等。每张图代表的面积大约为1.035平方公里。

　　地形图右下角写着标高：自重庆珊瑚坝假定点以300米远起算。图示：据民国二年参谋本部所定的地形图式。左下角写着：重庆市市长潘文华、工务局局长傅驌(字友周)审查。

　　制作精细令专家惊叹

　　地形图的手工制作水平令人惊叹，让人误以为是印刷品。图中的道路、建筑、农田等均一笔一画勾勒，图上暗布匀称的铅笔手绘格纹。图上的字均为繁体，字体精美。细看，每一个字，下笔前都被框在用铅笔画成的大小一致的小小正方形内。代表建筑的晕线，细到让专家们叹为观止。记者数了一下，在一块代表建筑的方块内，方块长宽各1.5厘米，里面居然画了70根不重复交叉的晕线！普通人别说绘图，就是拿放大镜看，都有点吃力，足见当时测绘人员的态度严谨和高超技术。

　　地形图由测绘员刘武汉、技士(估计是现在的技术人员、工程师之类)蓝家煃、樊启明共同测绘。上世纪70年代学测绘专业的市勘测院副院长郑持辉说，估计刘武汉的水平应是教授级的，“达到了当时的顶尖水平。”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国内测绘人员仍在使用传统的手绘，不过想要达到刘武汉等人的水准，已经很难了。郑持辉说，在那个军阀割据的时代，重庆能集中精力绘制城市地形图，实属难能可贵。

　　不过，对于这批地形图是怎么来到市勘测院的，因时代久远已无人能说清楚。郑持辉说，“市勘测院的前身是50年代的市建设局设计科测量班，估计当时这批珍贵资料就已进入了该机构。”市勘测院试图找到三位地形图制作者，未果。昨日，记者通过公安信息网查询，同样未找到三位测绘人员及其后代的户口信息。也许，三人已旅居海外，抑或早已仙逝。

　　重庆测绘史的重大发现

　　周勇主编的《重庆通史》第三卷近代史(下)第六章《重庆城市发展的新起点》中记载：1921年11月，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湘驻重庆，设重庆商埠办事处，后改为市政公所、商埠督办公署。1927年，督办公署改为市政厅。1929年2月15日，市政厅改为市政府，潘文华任首任市长。

　　这套地形图于1929年4月后陆续测绘完成，直至1930年。市勘测院院长陈翰新说，这批地形图是重庆建市的首套地形图。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重庆历史上的首套地形图。这套地形图与现代的地形图相比，其表现手法相差无几，制作与现代印刷地图一样精美。专家称，“它是重庆测绘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该地形图完成后，潘文华大力拓城，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以及后来重庆的飞速发展，包括近年的重庆扩城，客观上都奠定了基础，意义重大。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委员、重庆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何智亚认为，这批地形图制作精细、保存完好，至少有三方面意义：一是对重庆上世纪20年代城市规划建设作了形象直观的补充；二是起到了对重庆城市历史的考证和印证作用。此前，重庆有些地名或建筑名称、地点似是而非，如渝中区五四路口旁有一栋西式建筑，现叫中英联络处，实际上它是法国传教士修建的真源堂(也有版本叫真原堂、真元堂)，此图上明确标注为“真源堂”，旁边还标有“真源堂巷”字样；三是我市正在进一步挖掘重庆近现代史，这批地形图无疑对深入了解重庆开埠、民国和之后的陪都历史，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何智亚同时介绍，他看过不少重庆老地图，此图应是制图比例最大、最清晰、最全面的一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地图。

　　目前，这批地形图已被市勘测院视为镇院之宝加以保护、收藏。

　　扩城

　　两个时代的城市扩张

　　老版时代

　　何智亚介绍，1927年左右，重庆城主要集中在通远门城墙以内，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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