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梦方醒，他不惜一切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尽力解救那些受困和需要帮助的海豚。

　　当他出现在海豚湾，他已顶着满头白发，他告诉人们：“我花了10年建立起来一项事业，现在用了35年去结束。”

　　日复一日，他背负着自己再也不曾卸下过的沉重懊悔；日复一日，他被依然发生在这小镇里、发生在海豚身上的血腥屠戮深深折磨。他说：我要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切的终结。

　　——一个荒谬得几乎有了超现实意味的小镇：日本太地町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风景如画，四处散布着甜美的海豚雕塑和海豚状游船的宁静小镇，三千人口，一千渔民，从江户年代开始，这里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以采用“古式捕鲸法”而闻名的所在。

　　当鲸鱼被置换为权宜之下的海豚，当传统的“出渔”被置换为“利用噪声对途经这片海域的所有海豚实行一种残酷而高效的驱赶和围捕”，渔民们所捍卫着的早已不再是所谓的“传统”，而毋宁是利益背后，日趋冷硬和自欺的麻木与偏执。

　　9月，原本名为“杀鲸节”的传统庆祝，对渔民来说则变成了对那些已经历了“活体筛选和贩卖”的海豚群，大开杀戒。日复一日的杀戮足足持续6个月，每年至少有两千多头海豚由此遇难。

　　在太地町，关于海豚的交易和屠宰，是半公开的秘密，是充满挑衅、自矜和某种近乎狭隘的民族情绪却又不愿留下任何把柄的秘密，也是打算向所有外部世界(甚至是日本本国)的“不知情者”永远蓄意隐瞒下去的秘密。

　　——一个戏剧感十足、类似“十一罗汉”的“精英团队”

　　由曾服务于《国家地理杂志》二十年的超级摄影师路易·皮斯霍斯(Louie Psihoyos)率队——这部纪录片由此也就成为他导演生涯的处女作。

　　从长达三年的“侦察”、“潜伏”、“排兵”、“布阵”到最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地完成了“对秘密屠杀全程的实景拍摄和曝光”。皮斯霍斯的团队完成了一次精巧、缜密，也大胆如军事行动般的冒险。追随着整个跌宕起伏的拍摄和记录进程，“十一罗汉”们所要突破和对抗的却也恰恰是沉积于人性深处由私欲、恐惧、贪婪和怯懦所共同扭结而成的恶意链条。

　　海豚湾改变了什么

　　和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不同：海豚湾的“秘密屠杀”被完全记录和揭开的那一刻并不是整部纪录片最后的终点。

　　理查德·贝瑞随身携带着那一组被拍摄下来的血腥画面，出现在了日本农牧厅的官员面前，出现在了国际反捕鲸协会(IWC)的某一个核心会场，出现在了东京、涩谷等若干个日本大都会的闹市街头……当原本川流不息的人群，因为被画面震惊的缘故，逐渐围拢、驻足观看，那一组被处理过的、飞速变幻和叠映着的都市场景据说也就是导演路易·皮斯霍斯本人在整部纪录片中最喜欢的画面。他说：“我们必须相信，行动就是力量。”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路易·皮斯霍斯和迈克尔·摩尔所一贯秉持的“真理电影-社会行动派纪录片”的初衷不谋而合。昔日，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据说其最被人称道的胜利之一，就是间接促动了小布什在新一轮总统大选中的落败。

　　自《海豚湾》广泛上映和传播以来，世界各地对于太地町屠杀海豚的声讨纷至沓来。太地町在2009年秋的捕杀季干脆就在屠宰海湾附近的几个制高点围上了油布，以防再有人偷窥或偷拍。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同样也迫使当地政府做出了相应的、有实质性的让步——澳大利亚布鲁姆镇的议员因为太地町对海豚的捕猎而宣布要解除与其长达几十年的“友好城市”关系。为了挽回这一切，太地町勉强承诺：会将2009年自秋季以来捕获的海豚，一半留作售卖，一半放归大海。

　　具体到路易·皮斯霍斯本人，拍摄《海豚湾》带给他最显著的行为改观就是：他从原来的“半素食主义”者(除了鱼类，任何会走路的动物都不吃)，彻底变成了素食主义者。甚至连皮带也不再扎。他这样说道：“我对所有生物的情感，都上升到一种想象不到的程度，因为你一旦意识到它们所处的困境，肯定就会像我一样，心疼得再也没办法把眼睛移开。”

　　即使是在日本，情况显然也正朝好的方向演化：如果说在去年10月的东京电影节上，《海豚湾》的小范围试映还曾引发一系列来自右翼团体的抗议和威胁，那么，伴随着奥斯卡组委会宣布其获得了本届最佳纪录长片的提名，一间名叫Medallio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