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104岁的周有光先生是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创制人之一，被称作“汉语拼音之父”。针对“国学热”，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应用“华夏文化”代替“国学”。(3月8日《东方早报》)

　　笔者深以为然。周先生的表达高在文化人的视野上，既从“国学”的狭隘复古泥古中走了出来，又给今世之人提供了传承和创新的机遇。故而，“华夏文化”无论从外延还是内涵上都摆脱了“国学”的道学气、遗老气、唬人气和自以为是。

　　正如周老所言：“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确实，“国学”诞生于上世纪初西学东渐之时，是当时的“国粹派”害怕西方思潮东进而提出的名号。首倡者是谁已不可考，但无论是章太炎还是邓实，均以“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来概括。显然，“国学”一出生就充满了时代烙印，是一些文化人集成式的文化垄断包装，目的是为了抵御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侵蚀。因而，国学存在着思想保守和概念不清的先天不足。“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形神上击碎了“国学”，那时的“国学“和“德赛”二先生的启蒙是背道而驰的，是科学民主理念的反义词。周老作为其时的经历者，对于“国学 ”的源流评析更有体会也更有发言权。

　　虽然时下“国学”炙手可热，但有多少人明白“国学”概念，恐怕是“皇帝新装”式文化童话。现在大学里的“国学院”往往是由中文、历史和哲学拼凑而成的学术大杂烩，中小学里则把诵念“之乎者也”当成了国学，社会上将复兴汉服、风水占卜也视作“国学”。“国学”成了一个筐，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如果说当年的“国学”提出者和倡导者还是有一些卫道的理想主义色彩，当今的“国学”热则有着庸俗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

　　“国学”热在学术上制造的是一大批名不副实的“国学大师”。若按国学倡导者们的理解，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等等，那中国的“国学大师”多了去了，星相的都能称其为大师，岂不是讽刺。季羡林先生自辞“国学大师”名号就是对“国学大师”泛滥的讽刺。还有就是前两年康有为在所谓“十大国学大师”评选中落选更凸显“国学”范畴外延和内涵界定上的不确定性。“国学”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无法确定，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也有一些文化学者，利用“国学”热潮出版一些通俗畅销的文化小册子，在电视上讲解一些通俗的中国文化历史。但这些不过是给流行的大众文化增添了一些佐料，提供了一些文化谈资而已。还有一些“伪国学大师”要么凭借胡子和夸夸其谈来愚弄公众，要么混搭经营以传销洗脑的方式在社会上招摇撞骗。时至今日，“国学”已经成为一种讽刺。

　　更重要的是，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将本国的一切学术归结为“*国学”，因为学术是开放而没有国界的。如果按照“国学”倡导者们的逻辑，现代科学的很多门类都发端于西方，而西方学术的源头在古希腊，怎不见西方人画地为牢去搞“**学”呢？就是在中国，明清两代皇朝可以编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也不敢冒用“国学”之名。所以，诞生百年的“国学”只是徒有虚名，是当时中国思想界一部分文化人的主观想像。在多元时代的中国，“国学” 作为一种声音，一种维护传统的反思未尝不可，但是如果自戴“国学”枷锁，以“国学”来对抗开放、多元，国人则陷入了文化保守的尴尬中，那中国就需要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即不仅要摒弃掉“国学”之名，还要摆脱数千年来传统僵化思维的掣肘。

　　“国学”源起先天不足，作为学术范畴又难以界定，又为世俗功利所污染，当然要对其进行重新的审视。用更为宽泛的文化去界定，似乎更为科学，为了区隔其他文化，周先生所谓“华夏文化”无疑是个睿智的选项。全球化时代，各种文明在碰撞在交融，不同的文化更不能画地为牢，而要学会跨界、渊博和交流。这是一个趋势，也是保鲜文化生命力的必然。

　　张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