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传达了什么？

　　——观电影《孔子》札记

　　拍《孔子》这样的电影很难，原以为主要在演员的表演上。因为要把文字上的、已成为符号的圣人形象呈现在银幕上，那不是作为凡人的演员能做的。但演员表演得很有感觉。周润发的孔子，好像就是那即凡而圣的孔子。拍摄时就颇有争议的与南子的戏，就表演言也是够到位了。南子的倾慕、情挑、敬仰，层次清晰又细腻有度；而孔子由略微不安到从容答述，再到心之感应，学识道德和气度，侃侃然，与与然，如在眼前。

　　但看了电影，感觉还是遗憾，遗憾编导出了问题。编导熟悉孔子的生平事迹，却不了解孔子的思想特质，以致电影没有把孔子所传达的传达给观众。

　　我们知道，孔子的思想可用“礼”和“仁”来概括。礼是既讲等差、又讲和谐的规范制度，仁是对礼的合理性和价值意义的阐述。其中具体的“君君臣臣”那一套，已经随着崩坏的殿堂埋在泥石之中，对于我们当代人有意义的只是礼的精神，那种既承认家庭成员、社会成员的等差性，又强调相互之间的和谐性的价值规范。等差性是现实客观的存在，和谐性又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因此孔子一生执着的礼的精神和仁的意义历久弥新。

　　当然，以和谐弥补等差，在那个时代过于先进。汉以来，其中血缘亲爱的家庭伦理被广泛地践行，而政治制度只是招牌而已，从没有实行过。20世纪以后，又受到普遍的批判，因为礼乐制度与民主制度难以交接。

　　一个从不曾真正实行过的政治制度，显然不能从科学性上来评价。那么，它的价值也就在价值信仰的层面了。在当代人看来，孔子一生对礼的执着追求，以及对礼意义的反复阐述，恐怕只是对信仰的坚守而言。

　　从礼的字源上看，其原本即为祈神求福的活动仪式，有对天神的崇拜信仰的内涵。孔子传承礼，也传承信仰的精神，甚为自然。

　　信仰自然有不朽的价值，因为人生活的世界，许多并不能认识清楚，不能付诸于理性，只作为信仰而存在。理性的对象在地上，一路走过去，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信仰的对象则永远闪耀在空中，让地上的一代代人仰望。礼和仁就是那天空中的信仰的对象，孔子是第一位执着的仰望者和守望者。他说过：“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分明有对历史文化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感。二千多年来，他仰望的姿态也一直被后人所仰望。

　　拍摄《孔子》，自然应该表现这种对礼仪、礼制规范的信仰的精神。取材时应该据之剪裁，不可避免的虚构时也应该循之展开。可惜的是，编导似乎也想把握这一点，却未曾把握住，所处理的违背了孔子的精神。

　　比如那段影片中作为重头戏的夹谷之会。《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道：孔子代理相礼的职务，对鲁定公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请左右司马带军队随同前往。盟会时，齐人一再表演野蛮人的乐舞，意图劫持鲁定公以控制鲁国。孔子依据礼制加以斥责，使齐景公愧惧不安，知道自己不合礼义。

　　《左传》和《孔子家语》的记载也相近。无论盟会之前还是盟会之中，孔子的应对都是以礼而行，堂堂然，正气凛然。

　　但是，电影处理时却强调了孔子的谋略这一点。盟会前，吩咐冉求带一批弟子，准备五百头牛和旌旗，先到夹谷伪装隐蔽起来。盟会中齐人图谋不轨时，孔子指挥冉求等人挥舞旌旗，扬起尘土，击鼓轰鸣，诈为伏兵吓退齐景公。胜利后还借曾点的口说：“兵以正合，以奇胜。夫子可就是这么讲的。”

　　编导作这样的处理，似乎是为了表现孔子有卓越的处理政治的能力，其实与孔子的思想南辕北辙。因为这种谋略之道，是对礼制规范的违背。按照周礼，两军对垒，必须堂堂正正，合乎制度。像《司马法》说的“明其信”，“明其礼”，“以礼为固”。像宋襄公一样“不鼓不成列”，不去进攻没有排好阵形的敌军。否则即使胜利了，也无荣耀可言，所以杜预注“耻以诈胜”。顾炎武说过：“春秋时，犹尊礼重信。”(《日知录·周末风俗》)以恢复周礼为使命的孔子怎么会在两国会盟时试用诡道呢？

　　“堕三都”也是电影着力叙述的。最后引诱公山狃的军队到武子台下，用火攻制敌取胜的场面，其残酷性真的让人觉得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和形式无所谓了。而事实上，孔子一辈子最讲求礼的形式。编剧何燕江后来也说到：“孔子讲的礼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规矩，一种对规矩的尊重。他在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尊重礼法。”可惜电影表现时违背了这一点。

　　讲“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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