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与留美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成为主角。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 “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但“革命意志”极其薄弱。

　　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素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文化有罪，汉字无理

　　晚清所受到接二连三的内忧外患打击，令中国知识分子的脆弱神经不堪重负。在睁眼看世界的痛苦过程中，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与孤陋寡闻的世界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并在行动上导致了必然的后果——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现炒现卖。士大夫固有的偏执与自信，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下，更是得以发挥到了极致：一场自发的、尖锐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切都被纳入非黑即白、非忠即奸的二元判断体系里筛选，寻找万能神药和替罪羊则成为思想大解放的主流。

　　在那些被指控为祸国殃民的替罪羊中，有一头最为年长的老羊，它的名字就叫做“汉字”。“汉字造反派”们坚信：中国“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学者型革命家瞿秋白将这种对汉字本身的讨伐发挥到了极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浑蛋的中世纪的毛坑。”

　　“汉字造反派 ”们认为，西方“切音”文字相当便利，“以二十六字母相生，至于无穷，中人之才，读书数年，便能诵读挥写，故通国男女，鲜不学之人”。而中国“象形”文字字数庞大，“非读十三经不得聪明，非十余年工夫不可。人生可用者几次十年？因是读书者少，融洽古今、横览中外者更少”。汉字字形复杂，笔画繁多，“如峨冠博带，古物庞然”，不利于普及，并且造成文字与语言的分离，导致一般民众“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不解字义，不晓文法”。

　　中国创制拼音文字第一人卢戆章，宣称自己找到了国家富强的捷径：“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父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随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文字改革被赋予了救国的伟大使命，拼音成为“文字场中的轮船、铁路”。不少学者埋头设计自己的拼音体系，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通晓任何拼音式的西方文字，这并不妨碍他们宣称自己及其成果将成为救世主。同样的，他们在对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进行挖地三尺的讨伐时，却自觉不自觉地将最为传统的“文人相轻”发扬光大，谁也不服谁的方案。据后世学者统计，到1910年为止，公布于世的拼音方案至少有28种之多！

　　崔哲 卞雨洁 整理

　　(澳)《国运1909》

　　雪珥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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